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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诚实与不诚实（第6页）

——这种对失信的指责——不但是对他们的终极侮辱，而且也会让他们无资格参战。

听，黎明时分的手枪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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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关于绅士的诚实可靠性的解释，反映在其动机方面：谁有撒谎的动机？谁有讲实话的动机？谎言被揭穿后的惩罚是什么？讲真话会造成什么麻烦？尽管我们的社会类型与认识论范畴与17世纪的英国已有诸多不同，但我们在决定相信谁或信任谁时，也会考虑到动机和后果。

这就是为什么在公共生活中，人们常常需要披露利益冲突，以展示其潜在动机，供他人参考。

英国议会公布的议员收入登记册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为什么？“……提供有关下议院议员或上议院议员所收到的任何财务或非财务收益的材料，而该等利益可能会影响他们在议会的行动、发言或投票……”

议员虽有权在与他们利益相关的事项上投票或发言，但登记册应为我们其他人提供一些背景材料，以判断他们在这种情况下的可信度。

动机十分重要。

时至今日，荣誉和侮辱的概念依然存在，只是似乎更多地反映在性格而不是动机上。

如果我公然权衡我丈夫对我撒谎的动机以及他说真话可能带来的麻烦，那么这已经表明我对他的信任减少了，他很可能会生气。

尽管总的来说，我是相信他的。

相反，我丈夫只是想让我明白，出于我们之间的关系，也出于他的道德品质，他是不会对我撒谎的。

他根本就不是一个会撒谎的人。

同样地，这位绅士也不是恰好就处于一个说真话的回报通常大于撒谎的回报的社会中。

他应该是那种天生、本能地倾向于说真话的人，那种觉得撒谎很痛苦的人。

因此，在判断诚实时，我们会同时判断性格和环境，而这些之间的平衡可能会根据我们对当事人的了解程度而有所不同。

当我在街上向陌生人问路时，我根本不知道他的人品，不过我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撒谎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如果我让陌生人向我推荐一个咖啡馆，而他又是当地某一家咖啡馆的老板，那么情况可能就不一样了。

偏袒和偏见

在谈到信任时，我们很容易把注意力集中在与陌生人的互动上，或者最好是熟人之间的互动。

我们如何评判彼此？我们应当如何评判彼此？我们需要评判彼此吗？但是很多关于信任或不信任的问题都是在家庭成员、朋友、爱人、同事或邻居之间产生的。

亲密度的增加将怎样改变我们的评判？个人思虑如何与冰冷的事实相互权衡呢？

在亲密的友谊中，我们倾向于，甚至应该假定朋友对我们是诚实的，除非我们有确凿的反面证据。

这是因为友谊本身就是信任的理由吗？也许吧，但我们已经收集了大量关于我们熟知事物的正面证据，这也是事实。

即使你的朋友被指控入店行窃，你也应该信任她。

原因是你认识她很多年了，因此有充足的证据表明她并没做过这样的事。

但这些证据有用吗？当我们开始权衡是否应当信任朋友或家人时，他们会为此产生怨恨。

哲学家萨拉·斯特劳德（SarahStroud）和西蒙·凯勒（SimonKellr）认为，友谊应当相信朋友积极的一面：为他们辩护，拒绝相信不怀好意的流言蜚语，假定其行为动机善良，即使你根本不清楚是不是这样。

当然，这也会有个限度，但突破这个限度对双方而言都是痛苦的：何时眼前的证据迫使你接受这个最糟糕的现实呢？当我们看到罪犯的母亲或妻子坚持与他站在一边时，我们可能会同情她们，而不是谴责她们。

理性并不要求我们忽视人际关系。

信任也可以是构建值得信任的一种方式——如果人们假定自己无论如何都被认为是在撒谎，他们就几乎没有动力说出真相——也许我们有特殊的义务来帮助我们所爱的人，通过这些方式建立起他们的可信度。

其他含有责任或关爱的关系也有这样的义务：教学本质上是一种信任的延伸，这种信任的部分预期效果是增加学生的可信度，无论是在他们的知识方面，还是在智力开发方面。

然而，这些个人考量也有阴暗面。

我能从对好朋友的怀疑中得到多少好处？如果我信得过和我一起长大的人，难道这其中就没有例外吗？如果我不信任任何30岁以上的人，就像杰克·温伯格（Jaberg）在20世纪60年代鼓动伯克利的学生抗议那样，会怎样？如果因为我对狡猾的东方人怀有那令人生厌的偏见，故此不信任日本人，会怎样？

对我们这些信任者来说，正确理解信任是一件好事——促使我们积极合作，避免被骗——但对那些接受方，即受信人（或者那些不被信任之人，如果他们不走运的话）也很重要。

在与朋友打交道时，我们可能会让友谊成为权衡的砝码，去倾向信任，而不是不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