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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移民者家里的野蛮人（第2页）

因为你本来觉得他们对天象肯定比我们懂得要多，这毕竟与他们生死攸关，又不是一件闻所未闻的事——他们的祖辈都经历过，大旱的年份里他们会失去九成的牲畜。

他们的香巴也很干，只剩几棵无精打采枯萎了的红薯和玉米。

一段时间后，我也从他们身上学会了他们的方式，不再像个讨嫌的人那样去讨论世道艰难，也不再抱怨。

但我毕竟是个欧洲人，在这个国家生活得还不够久，没有学会像土著那样彻底地认命，这一点，一些在非洲生活了好几十年的欧洲人已经能够做到。

那时我还年轻，出于自保的本能，我觉得如果不想被农场路上的沙尘卷走的话，就必须得集中精力做些什么。

我开始在晚上写故事、童话和浪漫小说，让我的思绪飘得远远的，飘到其他国家和时代。

每当一个朋友来农场暂住时，我就把这些故事讲给他听。

我起身走出门外，一阵凛冽的风呼呼地刮着，天空清澈，嵌了上百万颗坚定的星星，一切都很干。

刚开始我只在夜晚写作，后来早上我也坐下来写，通常这个时候是该去农场的。

那时很难下决定，是该再犁一遍玉米田，重新播种呢，还是应该把树上干枯的咖啡果都剥掉，只留下树呢？我日复一日地拖延决定。

我常坐在餐厅里写作，面前的餐桌上铺满了纸，因为除了写故事，我还有农场的账目和预算要做，以及农场经理凄凉的便签要回复。

我的仆人们问我在干吗，我告诉他们我在尝试写本书时，他们认为这是拯救农场脱离困境的最后一搏，对此表示出极大的兴趣。

后来他们问我，书的进展怎么样了，他们走进来，站上一会儿看我的进度。

在镶了护墙板的房间里，他们的脑袋看上去和镶板的颜色非常接近，晚上他们靠着墙，站着陪我，看起来就像一件件空****的白袍。

我的餐厅朝西，有三扇长窗各向游廊、草坪和森林打开。

这里的地势向河倾斜，河是我和马赛人的界线。

人从房子里无法看到河流，但能够从沿河生长的暗绿色大合欢树的分布来推断它蜿蜒的流向。

河的对岸，满是树木的土地再次升高，森林以外是绿色平原，一直延伸到恩贡山脚。

“如果我的信念强大到可以移山，我只希望把那座山移到我的身旁。”

风从东边吹来。

我的餐厅大门背风，常年敞开。

也正因为此，我家的西侧很受土著欢迎，他们随意地待在那里，密切关注着屋里的一切风吹草动。

出于同样的动机，土著小牧童把他们的山羊也带过来，让它们在草坪上啃草。

这些在农场上活动的小男孩赶着长辈的羊群四处找草，确实为我在文明建筑里的生活和狂野的原始生活间建立了一条纽带。

我家的仆人们不信任他们，也不同意让他们进屋，但那些小孩对文明保有真切的爱与热情。

对他们而言，文明一点都不危险，因为只要他们愿意，随时都可以远离它。

文明对于他们的核心象征是挂在餐厅里的一座德国布谷鸟老钟。

在非洲高地，一座钟完全就是奢侈品。

一年到头，你都能从太阳的位置来判断时辰，而且因为你不和铁路打交道，所以完全可以依照个人意愿来安排农场生活，钟变得无关紧要，但这座钟很精致。

每到整点，粉色玫瑰丛的中央会有一只布谷鸟推开它的小门，跳出来用清晰而傲慢的声音宣告钟点。

这个离奇的玩意儿每次都让农场的孩子们高兴得要命，永远像第一次看到一样惊讶。

他们能从太阳的位置精确地判断出快要正午报时了，然后在十一点三刻之前，我眼看他们赶着山羊从四面八方过来——他们可不敢丢下羊。

孩子和山羊的脑袋潜过灌木和林间长草，像池塘里的青蛙。

他们把牲畜留在草坪上，悄悄地光脚走进屋来。

大些的孩子约莫十岁，最小的只有两岁。

他们十分规矩，还自创了一套做客礼节，严格遵守。

礼节可归纳如下：不能触碰任何东西，也不坐下，没人问起就不说话，这样就可以在房间里自由走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