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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国粹派及国粹思潮 出现的历史原因（第6页）

[20]，应成为发展中国民族新文化的根本道路。

20世纪初年，人们由单向追求西学，进而主张中西会通和表现向传统文化回归的心理折向是如此明显，以至于自称“负笈西洋”

十年之久的《汉声》主笔也表示，“旧学荒芜，尝用自愧”

了[21]。

而如前所述，此期国粹一词成了时髦的用语，风行一时，自然更是其有力的征候。

引动社会文化心理折向的原动力，是一些年轻的学子，尤其是海外的留学生。

他们当中既有改良派，也有革命派，但无非均为当时的新潮人物。

因此，这与其说是复古倒退，毋宁说是一次文化反思，即对19世纪中叶以来国人在中西文化关系上业已渐次形成的思维定势的第一次反思。

促成这次文化反思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自身弱点的日益暴露。

法国学者米歇尔·博德在他的《资本主义史》一书中指出，1800—1870年，是西方资本主义“不可阻挡的兴起”

的时代；而1873—1914年，则进入了“从大衰退到大战”

的时代[22]。

所以，20世纪最初10年正是西方资本主义盛极而衰，陷入萧条、衰退和面临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社会危机四伏的严峻时代。

随着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进一步发展和劳、资阶级对立的愈形加剧，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自身的弱点也无可掩饰地日益暴露出来。

19世纪末以来，国人震于“自由、平等、博爱”

之名，于西方社会及其文化想象得十分完美。

此期间赴欧美日本者日多，身历其境，耳目所及，理想浪漫的成分大为减少，由是引起新的思考是很自然的。

康有为在周游欧洲十一国后说：“未游欧洲者，想其地若皆琼楼玉宇，视其人若皆神仙才贤；岂知其垢秽不治，诈盗遍野若此哉！

故谓百闻不如一见也。”

[23]康不免带有偏见，孙中山的见解就要客观得多，他说：“近时志士舌敝唇枯，惟企强中国以比欧美。

然而欧美强矣，其民实困，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

[24]所以他不主张照搬欧美的模式，而要根据中国不同的国情，“择别取舍，惟其最宜”

。

如果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论及其“五权”

宪法的构想，是其时在政治思想上融合中西文化的典范；那么鲁迅的《文化偏至论》，则是从纯文化的角度上考察西方近代文化思潮极具卓识的文论。

他肯定西方19世纪的文化是人类文明的善果，但又指出它重物质轻精神，难免于“偏与伪”

。

鲁迅认为，20世纪人类新文化必发生有新的精神，而无须对19世纪西方文化顶礼膜拜[25]。

2.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高涨的推动。

20世纪初，最激动人心的宣传莫过于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了。

19世纪末以来，帝国主义加紧全球的侵略扩张，尤其是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使国人对西方帝国主义的猖獗极为关切。

《开智录》1900年第2期上有《论帝国主义之发达及20世纪世界之前途》一文，告诫人们说：帝国主义就是“强盗主义”

，它正盛行于今日的世界。

八国联军的暴行，不过微露其“真面目”

而已，20世纪的中国将面临帝国主义更大的威胁。

因此，民族主义作为帝国主义的对立物，便受到了普遍的颂扬而日趋高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