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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学理论的吸纳（第11页）

[46]。

邓实则这样来论述群己关系：“群者谓这拓都（聚合体——引者），一者谓之么匿（单元——引者）。

拓都之性情形制，么匿为之，此公例也。

是故一群之内，必使人人宗群利，人人尽群义，而后其群始平，而国可治。”

[47]与只习惯于以“君子”

、“小人”

或士农工商划分社会群体结构的封建士大夫相较，国粹派的社会历史观显然变得大为丰富了。

当然，将社会比作生物体的“社会有机”

论又终究是不科学的。

当时日本社会学家岸本能武太就指出，“社会为一种有机体，非一切如有机体”

。

社会与生物的差异，主要有二：一是“社会部分皆有意识之动物”

；二是“社会无本社会以外之存在目的”

[48]。

章太炎充分肯定岸本的见解，他说：“其说以社会拟有机，而曰非一切如有机，知人类乐群，亦言有非社会性，相皆偕动，卒其祈向，以庶事进化，人得分职侯度，可谓发挥通情知微知章者矣”

[49]。

在这里，章太炎强调岸本的卓识在于突出了人类是有理性的，可按自己的意志合群求进，这是它与无意识的生物根本不同之处。

作为共和革命志士，他不单在指陈“社会有机”

论的纰漏，而且是重在批评斯宾塞抹杀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倡导任天委运的思想主张。

章太炎先与人合译过《斯宾塞尔文集》，但现在却对其理论感到不满意。

他认为，斯宾塞不仅“于玄秘淖微之地，未暇寻”

，而且议论多踪陈迹，言古最优，指示未来却不足为训；而美国的社会学家葛通哥斯重主观努力，摒物化于第二位，就较斯宾塞为优；岸本兼采二家之长，更高出一筹。

所以，他又另译岸本的《社会学》。

很清楚，一种理论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自己变革现实的需要，是章太炎评判诸家的标准。

（三）人类社会起源论

社会学对国粹派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是其介绍的近代西方人类学研究的杰出成果：社会起源论。

长期以来，人们多重视斯宾塞社会进化论对国人的影响；而对于主要是由甄克思《社会通诠》介绍的近代西方社会起源论的影响，甚少措意。

其实，在具有重史传统而又患厚古薄今痼疾的中国社会，后者对人类社会起源简明生动而又符合科学的论述所能引起的振聋发聩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东方杂志》评论说：“欲改革政治，必先改革社会，欲改革社会，必先考察社会之由来……（《社会通诠》）据天演之例，以考社会之阶级，胪殊俗之制，以证社会之原理，其所发明宗法社会，谓由豢扰禽兽，至于种人群制，再进而为耕稼民族，又进为工贾行社。

虽言我国事绝少，然无一不与我国四千年来社会吻合。”

[50]夏曾佑为译本写了序言，强调“今日神州之急务，莫译此书为若”

。

他所提出的理由，尤其值得玩味。

他说，守旧者反对变法，人心固执，难以口舌争胜，只有列举“实迹”

，可以令其“自悟”

。

是书既详人类社会共同的起源，“则将使恍然有悟社会迁化之无穷，而天理人情之未可以一格泥，而宗教之老洫化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