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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学理论的吸纳（第7页）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并没有盲目地全盘接受后者的理论。

恩格斯曾指出，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想把历史的发展和错综性的全部多种多样的内容都总括在贫乏而片面的公式‘生存斗争’中”

，并认定这是“社会的永恒的自然规律”

，那不过是“十足的童稚之见。

这简直是什么也没有说”

[37]。

斯宾塞是极端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他认定“生存斗争”

是推动社会进化与进步的根本法则和唯一动力。

他不仅反对社会主义，而且反对任何帮助穷人的法律，认为对弱者的帮助，将会“使贤之生机日削。

不肖之种类益蕃，斯必为其群之大害”

[38]。

所以，斯宾塞为代表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成了帝国主义对外推行弱肉强食的侵略政策的口实，就是很自然的。

但是，国粹派对此不愿苟同，因而提出“合群明分”

论和“合世界群”

说。

“合群明分”

论，是由章太炎提出的。

他既深感到“兼弱攻昧”

是无可回避的严酷的现实，但又不认为这是人类社会应有的合理现象。

他从古代荀子的理想中得到启发，提出了“合群明分”

的制衡方案。

章太炎在《菌说》中引荀子的话说：“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

荀子发挥儒家“礼治”

的理论，认为只有在礼义的规范下，人们各安其“分”

，社会组织才能得以发挥运行机制，从而和合众人的力量，足以抗天行，战万物。

由此，章太炎引申说：“是故合群明分，则足以御他族之侮；涣志离德，则帅天下而路。”

但若仅仅把章太炎的“合群明分”

论看成一种御外侮的方案，是不够的；因为它同时表达了他对社会应有的群己关系的见解。

所以他说：“惟其群而有分，故有墨子兼爱、上同之善，而畛域有截矣。”

所谓“合群明分”

，就是既承认人我、群己间存在着“畛域”

，即利益的差异；但同时，又强调必须借“兼爱”

、“上同”

的精神，使“畛域有截”

，即保持合理的度，以臻至社会利益和人际关系的和谐。

群己利益有差异，但从根本上说，二者不仅是一致的，而且互为表里，相辅相成。

狮子虽大而被杀，蜜蜂“虽细不败”

，足见个体的利益必以群体的存在为前提：“苟不能此，则无不受侮。”

反之，群体的和谐的利益，也当以承认个体的利益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