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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02（第7页）

章太炎对刘师培在这方面的探索，称赞不已。

他在给后者的信中写道：“大著《小学发微》，以文字之繁简，见进化之第次，可谓妙达神恉，研精覃思之作矣。

下走三四年来，夙持此义，不谓今日复见君子，此亦郑、服传舍之遇也”

[121]。

将小学与社会学结合，使小学超越了作为治经津梁的传统，而成为考察古代社会史的一个重要手段，这不单是合理的，而且当看做是其时在史学领域实现中西融合的一个值得重视的积极成果。

从强调新史家加强逻辑思维训练，到主张将传统的考据方法与西方社会学原理相结合，说明刘师培对史学方法论更新的见解，已具有相当的系统性。

人所周知，在20世纪初年，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被公认是近代资产阶级新史学的最初代表作，自有其重要的价值。

但也毋庸讳言，二文于史学方法论却甚少涉及。

所以，刘师培能从历史观和方法论两个方面探讨新史学，就不单是独具特色，而且是难能可贵的了。

通史致用和倡言新史学建设，是刘师培史学思想的两大特色，二者相辅相成。

通史致用强烈的革命功利主义必然产生的参与现实、活泼进取的精神，有力地推动着刘师培突破旧史家的封闭与褊狭，大胆吸纳西方新学，以构建合乎共和革命需要的新史学；反之，以新的思想、新的形式所表达的新的历史诗情，又使其“通史致用”

愈加卓有成效。

早期刘师培的史学思想和实践获得了很大的成功：通史致用在很大程度上成就了他作为著名革命党人的地位，而由此撰就的一系列著作，扩大了资产阶级新史学的疆域，同时也为自己在近代史学史上赢得了一席之地。

对于刘师培新史学著作的价值，论者多强调其《中国历史教科书》。

这自然是对的。

因为该书是刘师培按进化论的历史观和西方新体例写就的一部通史性著作（未完成），较集中体现了其史学思想与风貌。

但从开创性的意义上讲，既有公认的“新史学佳构”

、夏曾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出版于前，它便不能不稍呈逊色。

事实上，刘师培新史学研究最具创意的贡献不在于此，而在于他得风气之先，开拓了中国新史学研究两个重要的领域。

（一）吸纳摩尔根以来西方人类学研究的重大成果，开创了中国原始社会史研究的先河

恩格斯曾指出，摩尔根“确定原始的母权制氏族是一切文明民族的父权制氏族以前的阶段的这个重要发现”

[122]，开辟了原始社会史研究的新时代。

摩尔根及其后来的西方学者不仅证实了母系氏族的存在和人类社会起源的普遍性，而且确定了氏族内部婚姻家庭发展的阶段性，从而为整个原始社会研究提供了新的基础。

1904年由严复翻译出版的甄克思的《社会通诠》一书，第一次具体介绍了上述原始社会研究的重大成果。

刘师培不仅肯定西方学者的这些精辟论断，而且据以重新考察中国远古社会，引出了许多新人耳目的见解。

他具体论证了中国原古母系氏族的客观存在及其因婚姻家庭的演变向父系氏族转换的历史机缘。

更可贵的是，他借助甄克思著作的提示，对上古君权起源所作的解说，已相当接近了由摩尔根肇端的关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的科学思想[123]。

刘师培为人们勾画了远古人类经历漫长的岁月，由母系氏族过渡到父系氏族，最终跨入国人所熟知的“三王时代”

，而站到中华民族开化史的源头的进化过程。

他铺陈的正是一部中国原始社会发展史，尽管其浮光掠影式的鸟瞰，尚谈不上对上古史作科学的研究；但其凭借深厚的国学功力，对古代典籍所作的新的诠释和判断，仍然是十分有意义的。

应当指出的是，上述刘师培对中国原始社会的见解，其论述之系统，观点之鲜明，当时实无出其右者。

梁启超倡新史学，主张藉泰西方法“为比例，以考中国史前之史”

[124]，但他毕竟没有具体研究上古史的著述。

夏曾佑亲为《社会通诠》译本作序，但他后此出版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却于构成原始社会史基础与核心的母系氏族、父系氏族及其婚姻家庭的演变，不著一词。

这就从根本上忽略19世纪以来西方人类学研究的最重大成果。

所以，重要的还在于，刘师培不仅在传统的圣贤经传之外，第一次为国人描绘了较比更接近其本来面目的中国原始社会史，而且在事实上也为中国原始社会史的研究，开创了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