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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悲剧喜剧论（第7页）

不过仍然需要指出，每个人身上必须显出某一种压倒其他的美德、恶行或**，例如克拉赛斯的贪财，勃鲁托斯对祖国的爱。

在杜撰的人物中也是一样。

正如我已经指明的，一个悲剧作者应当出于小心把他的主角或英雄写成这样的人物，他的美德胜过恶行，这样观众才会喜爱他，否则他们是不会关心他的痛苦的。

怜悯和恐怖之感必须主要地、即使不是全部地建筑在这个人物身上。

这个法则是极端需要的，而据我所知还没有一个批评家充分给我们阐明这个道理。

因为恐怖和怜悯之情一经分散到许多人物身上，它们就只能起微小的作用。

如果克里昂是《伊狄浦斯王》中的主角，那么就不会引起恐怖或怜悯之感，而只能引起对那人的憎恨和他被惩罚的欢喜；如果阿特拉斯特斯和由力迪斯成为出场次数更多的人物，那么怜悯之情就会分散，而对伊狄浦斯的同情就会减少。

但是由于把伊狄浦斯写成为一个最优秀、最勇敢的人物，甚至乔开斯泰也不过是他的配角，他的美德和对严重罪行的惩罚就为他引来了怜悯和恐惧。

根据上述所说的关于性格的话，一个有理智的人很容易判断悲剧中的人物刻画得真实与否。

因为如果人物没有表现出性格，那么就引不起观众对这些人物的关心。

只有恶行或美德能够引起怜悯或恐惧。

因此没有恶行或美德的人物在戏中谁也无事可做。

要是人物身上的倾向是隐潜的，这就表明诗人无知，不晓得他想对你表现何种性格的人物。

因此你对那个人物没有认识或者只有不明确的认识，你也无法判断他应当下什么样的决心，什么样的言行对他合适。

多数由突发事件或冒险行径所构成的喜剧很容易犯这种种错误，曲折多变的悲剧也容易为它所制，因为当命运的奇迹主宰全部舞台活动之际，人物的性格就不会鲜明。

这是莎士比亚的长处之一，他人物的性格常常是鲜明的，你看得到他们的意向和倾向。

在这点上弗拉丘比他差得远，正如他在几乎一切方面都比莎士比亚差得远一样。

在他的多数的喜剧中——它们是以连续的探险行径组成的——人物的性格只露出朦胧的微光；在他的悲剧中，罗洛、是国王又非国王的奥士·米兰特斯以及许多他写得最好的人物都象呈现在薄暮中的人影。

你不知道他们像恶棍，还是像好人，而他们随着当前场景的需要可以是好的、坏的或不好不坏的人。

不过在所有诗人中，这个赞美应当给予本·琼生，他戏剧中即使是最不重要的人物的性格也是到处鲜明的。

考虑一下性格的第二个因素，即是说，考虑一下它是否与人物的年龄、品质、国家、地位相适合，我们同样可以判断诗人是否模仿自然。

在这方面，希腊作家中索福克利斯和欧里庇得斯比埃斯库罗斯更为见长，罗马作家中泰梭斯胜过普劳塔斯。

这样，索福克利斯在以伊狄浦斯为名的两出戏剧中都把国王的真正品质赋予了伊狄浦斯。

不过在第二出戏——《伊狄浦斯在柯罗奴思》——中他故意降低了悲剧的格调，他的英雄不再以独断的口气说话，而是在轻轻的抱怨中记起他是个不幸的瞎了眼的老人，他被驱逐于国境之外，他遭受着近亲的迫害。

一般人都责备当代的法国诗人说他们的戏不管取景于哪个地点，哪个时代，他们的主角完全是法国人的性格。

拉辛的巴加日在君士坦丁堡长大的，但他那彬彬有礼的性格是带来的、是经过秘密的通路从凡尔赛带到塞拉格里奥的。

可是我们的莎士比亚在指定亨利第四扮演国王和父亲的角色以后，就赋予他这两种身份的完美性格，不管在他与儿子们或子民们打交道的时际。

另外弗拉丘在《姑娘的悲剧》中则既没有把君主的品性给予阿培赛斯，也没有把君主的品性给予他的国王；在后者，他也许可以稍稍得到原谅，因为国王不是那个人物性格中的主导成分，他主要是作为伊维丁的情人，其次才是国王。

而且他虽然为人不公正，还有其他不必指明的缺点，他终究不是戏中的主角。

不错，我们觉得他是个守法的王子（虽然我从未听说罗得岛上有过守法的国王），因此拉姆先生的批评是正确的，不应把他表现成那样恶劣的角色。

索福克利斯在他的《安提俄尼》里做得比较明智，虽然他把克里昂写成一个嗜血的王子，他没有把他写成一个守法的国王，而把他写成一个窃国者，而安提俄尼则是悲剧的女主角。

但在《忠实的牧羊女》中，当斐拉斯特刺伤阿须莎和男孩、贝利高特刺伤他的情妇的时候，两者都与大丈夫的性格相矛盾。

《凡兰第尼安》这个戏里情况也并不更好。

弗拉丘虽然摄下了真实的形象，如实地表现了它——一个柔弱而好色的男人，但弗拉丘忘了他还是个皇帝，没有赋予他任何应当在王位合法继承人身上呈现的皇家的特点。

如果有人问道，那么这回弗拉丘该怎么办呢——他不应该如实地表现凡兰第尼安吗？——布苏举了同一类的例子替我作答：希腊皇帝穆利特斯是个远比凡兰第尼安优秀的王子，因为他有许多高贵的美德。

他是虔诚的、仁慈的、勇敢的，但同时他极端贪婪，这是一种与英雄或王子的性格不相符的恶劣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