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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第3页）

形成。

史蒂文·罗斯指出，即使如此，“在20世纪30年代末，东京不可能冒险进行军事对抗”

[6]。

虽然1938年最后一个版本的“橙色”

计划首次考虑了在大西洋与英国合作的问题，但没有就此进行深入的研究，只是一个简单的设想，与日本单独作战的框架没有改变。

“红色”

计划设想美国与英国单独发生战争，“红—橙”

计划设想美国同时与英国、日本进行战争。

计划依据是，英国是美国全球贸易方面最大的竞争者，在西半球拥有能够威胁美国的海外属地，英国的海军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如果英国和日本联起手来，将对美国造成最严重的威胁。

这2个作战计划的研究程度仅次于“橙色”

计划，离现实却更加遥远。

因为“从政治上说，针对其中任一国家的战争都是不可能的，与英国的冲突在任何时候都简直难以置信”

[7]。

英国在“一战”

后主动放弃海军的“两强标准”

，承认美国与其同等的海军地位，并且解散了“英日同盟”

，实际上就是不再把美国当作主要敌人看待，“美国与英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是极其渺茫的，大西洋两边都没有发动战争的感情因素”

[8]。

除极少数人外，英国政府的决策者们都十分注意所实行的政策尽量不要和美国利益发生直接的碰撞。

1933年10月，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在年度国防政策评估报告中明确提道：“当前没必要将国防开销花在针对来自美国、法国和意大利的进攻上。”

[9]1935年5月，首相鲍德温宣称：“在世界任何地方，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东方，防止战争、保证安全的最大希望在于英帝国和美利坚合众国的紧密合作。”

[10]

可见，“红色”

计划和“红—橙”

计划比“橙色”

计划走得更远。

美国学者詹姆斯·勒茨指出，在1938年英美两国已经开始海军会谈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鉴于当前的国际形势，美国先前最能够应用的研究是假想一个红—橙联盟，美国针对英国和日本进行两洋作战”

[11]。

直到1939年陆海军联合委员会才决定不再进行这2个计划的研究。

从军事角度说，军方针对所有可能性进行作战研究和演练是无可厚非的，而且“作为制订具体军事计划技术过程的抽象演练，它们是有价值的，为那些制订者提供了有益的训练”

[12]。

在“颜色”

系列作战计划中，“红—橙”

计划是唯一针对一个敌对同盟的作战计划。

这个计划“迫使军事计划人员去认真考虑美国不得不在两洋同时作战的问题……证明对那些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制订的计划来说，它有着重要的价值”

[13]。

尽管存在这些值得肯定的方面，但是在战前大部分时间内，美国军方集中精力于这3个脱离实际的作战计划，显得缺乏战略预见性和前瞻性。

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国军方缺少来自政府决策层的政治指导。

克劳塞维茨说过：“作为战争最初动机的政治目的，既成为衡量战争行为应达到何种目标的尺度，又成为衡量应使用多少力量的尺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