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三兴亡主题的现代阐释（第2页）

这些不同剧作虽都以兴亡为叙事轴心，但不同时期由于现实需求不同，改编重心也略有差别。

九一八事变之前，兴亡剧承续着传统叙事结构及主题，但开始侧重以新的历史兴衰观念省察国家衰败的缘由，呼应社会史观变迁的大潮。

1932年后至抗日战争结束，由于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处于亡国的危境中，兴亡剧更关注历史朝代灭亡中英雄义士的奋争、抵抗精神，以期唤醒民众沉睡的民族主义意识，激发民众的爱国主义热情。

即如周钢鸣在《民族危机与国际戏剧》中指出：“我们必须采用中外历史为题材，以提高抗敌情绪充实斗争的经验与力量”

[2]。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兴亡剧则转向写国家兴亡中符合或违背民众意志的正反两种势力的斗争，从政党意识层面以明确的赞扬或贬斥态度，批判国民党祸国殃民的险恶，并积极探讨农民政权的衰败原因为共产党献策。

由此剧作逐渐走向为生民立言、为国家献策、为胜利宣传等，具有了更为明晰的政治功利性。

（二）亡国悲剧与社会批判

现代话剧改编中，把政权败亡置于宿命层面探析的模式已经式微，剧作者开始认识到神秘主义的遮蔽会影响对兴亡的深层反思。

因此，追问兴亡之变的社会原因，寻找其中潜隐的历史必然要素，成为现代以兴亡为主题剧作的主流。

而除越国复国剧采用先悲后喜的结构，其余剧作基本上或采用先喜后悲，或全篇皆悲的结构。

配合于败亡主题，剧作也由性格悲剧转向了社会悲剧，这一变化使改编剧充盈着浓烈的批判精神。

皇帝昏聩、奸佞误国在当时的剧作中依然存续，如岳飞、梁红玉等精忠报国剧，一般突出岳飞与秦桧、梁红玉与主和大臣的矛盾，而皇帝则完全听信奸佞之言，没有主张。

但大多数改编剧的视点有所变化，在人们熟悉的忠奸矛盾外，又设置了上层权贵与民众的矛盾，并以之作为衰败的深层原因。

这在吴越春秋系列剧改编中最为明显。

由于其中蕴含着越国失败吴国兴盛到吴国灭亡越国复国的多重线索，在探讨民众与兴亡的关系上也就更为深入。

如熊佛西的《卧薪尝胆》、孙家琇的《复国》等剧，如果从吴国角度审视，则线索是从越国败落——送钱财与美女贿赂吴国——勾践归国，夫差骄横——吴国败亡。

虽然吴国的灭亡遮蔽于越国复兴的喜悦中，但在写越国依靠民众复兴时，则已暗示吴国背离人民导致的灭亡。

但有些剧作家并未就此止步，如范廉的《靖康耻》，不仅寻绎政权覆灭的原因，而且把覆灭前后社会的苦难进行了展示，将帝王将相失势的悲凉与民众生死无依、饱受凌虐的悲苦并置，剧作由此转向了“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的社会批判。

范廉的《靖康耻》分四幕，选取了由金兵压境到屈膝投降的几个特定场景和事件。

前三幕的场景为北宋宫殿，第四幕为金人大营，前后对比凸显昨是而今非，重点凸显“耻”

与此前的妥协和逃避。

第一幕写北宋的危境，内有江淮水灾，百万流民，外有金兵压境；朝廷有奸佞童贯、蔡京，边关是大将不战而退。

而宋钦宗却耽于享乐、为取悦朱后不惜耗百万白银购买花岗石。

这一幕主要凸显宋钦宗的昏聩和面对危难的惶恐。

剧作先写宦官黄经进谏钦宗把购花岗石的白银用以赈济灾民，宋钦宗斥责黄经造谣，并用笔筒打伤黄经。

再写大臣李纲进谏，水灾和金兵压境的事实让钦宗惶恐。

钦宗惊醒，派李纲赴边关带兵，并诛杀童贯、蔡京。

第二幕写宋钦宗由主战到主和的变化，暗示北宋王朝在策略上的变化。

这一幕以李纲的三次边关捷报开场，吴敏、种师道辅政，钦宗情绪昂扬。

后接蔡懋不战而逃、李纲后撤求援的边关告急，钦宗为白时中、李邦彦、张邦昌所鼓动，以效法勾践、“兵凶战危”

等为借口，准备召回李纲，与金议和。

这一幕依然采用佞臣与忠良对抗的模式，但佞臣的建议契合于钦宗的心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