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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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革命的源泉（第6页）

如果青蛙耐不住寂寞，

又算死水叫出了歌声。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

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

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

从这里我们毫无疑问地看出，诗人通过诗歌表达对现实社会的揭露与反抗，期待鼓舞人们起来革命的热情。

这种用极度审丑的诗歌创造能量以表达社会批判的方式，可以说与他1922—1925年留学美国，深受波德莱尔和艾略特的影响，借鉴了《恶之花》和《荒原》，用丰富的象征和多彩的语言表达颓废的情绪这一路径是有很大相关性的。

许多对闻一多的诗歌和诗歌观念进行研究的学者都认为，他这种独特的批判性和斗争性，是对象征主义和意象派诗歌的继承和发展。

[46]然而，如果我们更多了解闻一多的诗论，会发现来自西方的影响或许是显性的，具有很大的表面相关性，而实际上更为根本地来自他对于中国传统诗歌精神的理解。

我们知道，闻一多对《诗经》的阐释有一套独特而且超前的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神话研究甚至是社会心理学的方法。

正如有专门的闻一多《诗经》研究文章指出，“闻一多反对把《诗经》当成‘六经’的注解；不赞成以《诗经》去附历史；也不赞成把《诗经》看作是可供教化的文字读物。

他认为如果遵循传统的解读和阐释方法，并不能真正揭示《诗经》丰富的社会内涵和当时鲜活而生动的生活状态……他大量运用人类文化学的材料和方法研究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和典籍。

因此，其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已具备了现代意义上的文化阐释意味。

从这一点上讲，文学研究就不再是单纯的文学语言和形式的研究，而是把同文学一起发展起来的宗教、社会制度、民俗、哲学及艺术等现象加以综合的研究。

也就是说，把文学放置到民族整体的文化背景上加以观照、考察，弄清楚文学的内容和其他意识形态之间相互投射、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动态过程。

在多维的审视之中，对文学加以总体的把握。

闻一多就是运用这种方法研究古籍，从而打通了原始与文明之间的隔膜，在远古与现代之间，架起了一座思维逻辑和情感逻辑的桥梁。”

这样一种把文学放到其所产生的文化、历史、社会语境中去理解的方法，可以帮助在最大程度上看清文学在整个社会和历史的演进中怎样发挥着通过文艺书写，整合文饰符号，建立维护打破社会制度，传承文化观念和内在的文化气质的重要角色。

也正是基于对古代文学和文学观念在社会历史中重要作用的理解，闻一多在充斥着西方观念的现代文学领域选取了象征这个概念，来更好地阐发他认为文学本该发挥的像在远古时期那样的重要的社会功能。

且看闻一多在《说鱼》一文中对“隐语”

以及继而对《易经》中的“象”

和《诗经》中的“兴”

的分析[47]：

隐语古人只称作隐，它的手段和喻一样，而目的完全相反，喻训晓，是借另一事物来把本来说不明白的说得明白点；隐训藏，是借另一事物来把本来可以说得明白的说得不明白点。

喻与隐是对立的，只因二者的手段都是拐着弯儿，借另一事物来说明一事物，所以常常被人混淆起来。

……隐在《六经》中，相当于《易》的“象”

和《诗》的“兴”

（喻不用讲，是《诗》的“比”

），预言必须有神秘性（天机不可泄露），所以占卜家的语言中少不了象。

《诗》——作为社会诗、政治诗的雅，和作为风情诗的风，在各种性质的沓布（taboo）的监视下，必须带着伪装，秘密活动，所以在诗人的语言中，尤其不能没有兴。

象与兴实际都是隐，有话不能明说的隐，所以《易》有《诗》的效果，《诗》亦兼《易》的功能，而二者在形式上往往不能分别……隐语的作用，不仅是消极的解决困难，而且是积极的增加兴趣，困难愈大，活动愈秘密，兴趣愈浓厚，这里便是隐语的，也便是《易》与《诗》的魔力的源泉。

但，如果根本没有隐藏的必要，纯粹的为隐藏而隐藏，那便是兴趣的游戏，魔力的滥用，结果便成了谜语。

谜语是耍把戏的语言，它的魔力是廉价的，因为它不是必需品……《易》中的象与《诗》中的兴，上文说过，本是一回事。

所以后世批评家也称《诗》中的兴为“兴象”

。

西洋人所谓意象，象征，都是同类的东西，而用中国术语说来，实在都是隐。

由此，我们清晰地看到了闻一多在诗学观念上倾向于象征主义，在写作实践中擅长用丑恶的语言展示颓废，以唤醒战斗的**，其本质上还是受到中国传统诗学精神的影响。

他和梁宗岱一样，都从对古代文论中意蕴深远的“兴”

的审美空间的理解出发，通过象征主义的具体表现手法，希望在文学的领域引发更广阔的社会共鸣，这既是对社会现实的最有效的回应，也是对古代文学精神最好的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