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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向古人学习言说的方式（第9页）

，也就是在作品中呈现出来的、整体性的、难于言说的境界或意趣；而华兹华斯论证的落脚点乃是诗歌中情感与思想的关联以及因此而在读者那里产生的效果。

中国古代诗论，或者强调“补察时政，泄导人情”

的政治教化功能，或者仅着眼于诗歌自身的审美特性，一般不会将二者相提并论，如严羽所论，就只是关注审美特性本身，而不去顾及其之于读者的效果。

华兹华斯则秉承亚里士多德的传统而来，将诗歌的审美特性与其对于人之心灵“净化”

功能联系起来。

通过上述比较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文论也并不是仅仅限于直觉的体验，在讲述深刻而复杂的道理方面中西文论并无高下之别。

但是二者在运思方式和言说方式上的区别又是很明显的。

概言之，西方文论还是把其所论述的文学现象作为一个对象来审视的，这样的确也可以发现对象的诸多特点，却似乎缺少某种深刻而切近的体验，总觉得隔了一层。

中国文论则从来不是把其所言说的诗文现象作为对象来看待，而是作为自身置于其中的一种行为和过程来看待，因此，在论证过程中也充满切身的感受和体验，在论述一般性道理时，也令人感觉是在言说自家的创作或欣赏的经验，而不是说别人的事情。

西方文论，即使像华兹华斯这样富有创作经验并且极力维护诗歌审美特性的诗人兼诗论家也难免站在一定距离之外来看待他的言说对象。

由此可见“逻各斯”

一旦形成，它对人们的思维与言说就具有决定性作用。

中国古人的思想传统中从来没有形成逻各斯统治，故而始终保持灵动、鲜活，富于变化。

这正是让于连、安乐哲等西方汉学家所艳羡不已的“关联性思维”

的优势所在。

（三）向古人学习言说方式而与古人对话

根据以上论述我们知道了古人运思方式和言说方式的某些特点，剩下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有效地与古人对话了。

用现代汉语能否准确地传达出古代文论所包含的意蕴？如何才能避免用来自西方的概念置换古代文论？我们如何借鉴古人的言说方式来谈论古人？这都是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要解决上述问题，首要的一点是要改变言说策略——不要试图去“说清楚”

那些本来就无法说清的语词或说法。

所谓“无法说清楚”

并不是说那些语词要传达的东西本来就是含糊不清的，而是说无法用现代汉语所使用的概念准确界定。

例如，“风骨”

“气韵”

“飘逸”

“兴趣”

这类语词都有着丰富而确定的意旨，但都不是用现代汉语可以下定义的。

它们所传达的是中国式的“意”

而非西方式的“意义”

。

对中国古代诗学言说方式颇有研究的海外学人叶维廉先生尝言：

中国的“意”

字不等于“意义”

，而且无法说明（所谓“只可以意会，而不可以言传”

），也就是从根地反对纯理性的、分析性、减缩性的圈定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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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真正行家的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