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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传略（第2页）

这一名称来代替“教授法”

的名称。

这个提案刺激了在座的教授们，他们看不起这样一个才回国不久的青年教授，就联合起来反对，说他是在“标新”

。

陶知行不退却，把他的主张写成《教学合一》一文，明确指出：“教的方法要根据学的方法”

，并在一九一九年发表于《时报》的《新教育思潮》版面上。

当年“五四运动”

掀起，民主与科学的新思潮汹涌澎湃，南京高师开设的各科“教授法”

一律改为“教学法”

。

后来，他的“教学合一”

的主张更进一步发展成为“教学做合一”

，并在晓庄师范学校作为“校训”

来实践。

1919至1992年间，美国教育家约翰·杜威、保罗·孟禄先后来中国，陶知行是主要接待员之一。

陶知行对于引进美国实验主义新教育方法和“六、三、三、四”

制新学校制度，曾起过一定的作用，对当时的封建、陈旧的教学方法和教育制度的改革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1921年12月下旬，中国教育界的“新教育共进社”

“新教育杂志社”

“实际教育调查社”

三个教育学术团体合并改组为“中华教育改进社”

，陶知行参加筹备，并担任《简章》的起草委员。

1922年初，陶知行被聘任为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

1923年，陶知行辞去东南大学职务，专任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全家迁居北京。

在此期间，陶知行在当时出版的《新教育》杂志上发表多篇论文，批评传统教育，提倡教育改造，对于中国新教育运动产生广泛的影响。

陶知行受着“五四运动”

民主与科学思潮的影响，更因他早有为平民办教育的夙愿，远在1920年他在南京高师任教育科主任时，曾举办过第一次暑期学校，接受中、小学教师，学习新教育方法。

他又发动留校学生对学校附近的平民进行识字教育。

他自己也亲自接近平民，教他们识字，并同车夫、小贩们亲切地谈话。

同事曾问过他：“你有什么抱负？”

他回答说：“我的志愿就是要用四通八达的教育，来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的社会。”

陶知行是最早发动平民教育运动者之一，1922年和朱其慧、晏阳初等发起组织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亲自编写《平民千字课》课本，并亲自到一些省、县推行平民教育，开办平民学校。

20世纪20年代前后，中国内有封建军阀割据，外有帝国主义侵略，而封建军阀又勾结帝国主义来统治。

在这样的社会中，单靠“用四通八达的教育，来创造一个四八达的社会”

，是办不到的，也行不通的，因此，平民教育运动受到了挫折。

这样一个现实问题，给予陶知行以深刻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