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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研究在海外选102（第1页）

《陶行知研究在海外》（节选）[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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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认识出发，牧野笃先后发表了《陶行知“生活教育”

思想的产生与构成》《试论陶行知“生活教育”

论的基本构造》《关于陶行知“工学团”

运动中共同体的考察》《陶行知“生活教育”

小考》《陶行知“平民教育”

运动的思想结构和行动》《陶行知“工学团”

的集团论》《陶行知“乡村师范”

的集团论》《陶行知教育思想之根基——金陵大学时代对王阳明思想的解释与吸收》《陶行童少年时期的活动与教育》《杜威·陶行知·毛泽东》《陶行知与日本》《关于陶行知在美国留学期间学习与生活的若干考察》《陶行知争论》等论文，从陶行知教育思想主体性的审视角度对陶行知的生平家世、思想演变等问题，作了许多饶有新意的探讨，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注意。

牧野笃作为一个有强烈史学主体意识的日本学者，他能站在中国之外从国际视角、以局外身份来审视与思考陶行知思想的生成机理、演变轨迹及其横纵影响，极大地开阔了陶行知研究的理论视野与思维路径。

首先，他在广泛考察与体验陶行知故乡的风土人情、风俗文化，并深入思考徽商重视文化、热衷教育的历史传统以及中国的传统教育对青少年时期陶行知的成长所产生的基础性影响。

通过两年多对安徽、江苏、四川、上海等陶行知生平活动过的地方的实地考察和对陶行知夫人、儿子、亲属、学生的走访，以及在此基础上所作的深入研究，他认为，陶行知“接受科学的态度，一边以自己成长的土壤为基础，即以现实生活为基础，一边以自己是一个中国人的强烈意识规范着自己的行为方向。”

正是这样的生活环境与文化氛围，才导致陶行知产生了“作为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做贡献”

的思想。

其次，他以丰厚的学养，从中国的主流文化——儒学以及以其为核心形成的宋明理学对青年陶行知的基础影响以及后来以此为基本土壤接纳西方思想文化的视角，去深刻体认了陶行知富有创造性的“行—知—行”

思想的深厚根基。

明显地将海外陶行知研究引向了纵深，突破了就事论事，以现象求结论的浅层次研究模式。

特别是他对陶行知在金陵大学期间，学习与吸纳王阳明思想和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期间的生活与学习细节作了细致入微的考察与研究，为深入探究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的生成机理与构建动因提供了真实、具体的依据。

再次，牧野笃还较为系统地研究了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平民教育思想和重视人的个性发展的思想。

他在深入钻研近代中国的社会环境、陶行知的受教育历程以及世界教育思潮的基础上，探究了这位近代中国伟大教育家的教育思想体系。

他认为，“生活”

是连接以救亡为旨归的政治课题和以发展为目的的教育课题的媒介与桥梁，为了更好地实现通过教育课题去“培养能够担负政治课题的主体”

的目的，陶行知将“生活教育”

作为其教育思想的核心与关键是必然的。

牧野笃本着了解陶行知“平民教育”

思想是“全面把握、了解并评估他的‘生活教育’思想”

的钥匙的研究旨趣，去接触和分析陶行知的“平民教育”

思想。

通过深入挖掘牧野笃认为，陶行知平民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是“活的机制”

“国家的观念”

和“到民间去的运动”

，只有领悟这些理念，方可“阐明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全体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