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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的激进主义与教育改革1（第5页）

因此，自学大学努力成为一个真正受欢迎的学习机构。

然而，自学大学同历史上大多数有类似经历的大学一样，1923年末，当时的军事首长下令关闭该校，理由是它会促使异样的思考，更有威胁公共秩序的趋势和可能。

毛泽东的观点是正确的，当然，这算是一种煽动。

他们不仅把他放在针对现代学校的批判潮流当中，无论是作为一种终结或是更大的社会目标，还给他带来有关教育改革无用的新观点。

此外，他的见解不同于许多与他同时代的人，当时就已经显示出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自我意识的影响。

[17]

1920年，当小团体形成于城市周围的乡村时，毛泽东在长沙率先组织一个社团，同时他担任了在小学的职务。

1921年7月，这些群体的所有代表聚集在上海，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回到长沙，职务是作为中国共产党湖南省的秘书。

一个月后，他为自修大学写了就职宣言，他并没有太多地超出同时代知识分子对于受过教育的“阶级”

的批评，这曾束缚了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们。

但是毛泽东已经认识到了教育改革只是一个出路，是整个议程中的一部分而不是起领导作用的一个因素。

像杜威一样，英国哲学家罗素在这个时候来中国讲学。

罗素认为，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在个人自由方面可以不需要战争冲突和限制来取得；相反，他主张运用教育改变阶级意识。

毛泽东写道，罗素的观点在理论上是好的，但在实践中不行，因为教育需要资金、人员和设施。

但是，所有这些资源，包括最重要的学校和新闻界已经由资本家控制。

此外，他们还控制着为延续自己的优势所必需的社会其他机构。

因此，无产阶级尽管在数量上占有优势，但是不可能受到全面教育，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共产党要“夺取政权”

。

出于类似的原因，毛泽东表达了对毫无军事和组织的无政府主义者的社会理想的看法：“我认为绝对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甚至民主主义的观点都是很有道理的，但在实践中行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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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毛泽东提前陶行知两年阐述了他的现代教育的批判，但毛用了两年多才重新找回自己的农民身份。

他后来写到，直到1925年，在他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并返回乡下生活了六个月之后，他才开始欣赏农村教育的态度。

其实，每个人都在“探索”

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农村。

并且因为他在基于农村的革命方面的巨大成功，毛在1927年发表的“在湖南的农民运动考查报告”

成为了中国共产党从城市转向农村的里程碑式的文件。

然而，在后毛泽东时代这份报告受到重新审查，称毛泽东的大部分引用来自农村教育评论，因而这篇文章的原创性受到了质疑。

据称，该报告是毛泽东在1927年1月调查了湖南五个县农村的条件后写的。

事实上，毛泽东的调查是在1926年12月召开的长达一个月的湖南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之后。

后面的挑战则是来自于会议关于对农村学校的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中有相同的部分。

因为毛泽东只是几个在农村教育决议起草阶段出席大会中的一员，有人认为，他可能没有单独起草，然而很显然他们构成了他后来报告中的基础。

[19]

该报告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而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的意见，当然这对我们描述20世纪20年代批评现代学校的起源的目的是好的。

毛泽东报告中对教育部门提出了三个要点，都包含在会议决议中：

第一，会议决议指出，农村和城市的直接及间接的费用都由农民承担，而他们大部分都没有受过学校的教育。

然而，“特殊班”

的人利用其优越的知识欺压穷人，同时还嘲笑他们是“无知的傻瓜”

。

毛泽东还写道，“在中国历史上，只有地主有文化而农民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