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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的激进主义与教育改革1（第6页）

然而地主的文化是农民创造的，正是地主的文化，这意味着它来自于农民身上的血和汗。”

第二，与之相关的是，无论是会议的各项决议还是报告都强调农村教育应该从农村的现实和需求出发。

会议指出，旧私塾是农村经济的产品，他们不仅仍在发展，而且他们还在使用旧的儒家思想。

虽然后者一项是个很大的缺陷，但是那些老腐朽们却不愿意过农民的生活，所以他们就继续支持农民。

新学校在代替旧的“封建”

教材与现代进步方面是好的，但当时的内容似乎只和城市生活有关而不适合农村需求。

此外，在其态度和方式上，老师似乎完全切断并远离了农村的群众，结果后者中的大部分人都怀疑新式学校。

在他的报告中，毛泽东指出，农民不喜欢“外国式的学校”

。

当他是这些学校中的学生时，他和其他学生一样都认为农民是错误的，直到1925年，在他成为共产党回到乡下生活了半年后，才重新学习以农民的视角看待问题。

第三，决议和报告强调，要成功普及农村教育就必须依靠农民自身的资源。

首先应减轻他们的经济压迫，然后让他们开办适合自身需要的学校，由此他们对教育的热情才会高涨起来[20]。

不管是谁做的这些文章，其基本原则和那些为自修大学起草的人几乎相同，自修大学是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五年前在长沙成立的——除了1927年，添加了一些重要的社会经济先决条件。

在那些先决条件之外，两个版本显然是植根于发展中国家20世纪20年代对现代教育的批判的土壤之上的。

梁漱溟的保守文化

和陶行知一样，梁漱溟试图在正规学校系统之外寻求教育改革的解决方案，同时也尝试使用教育实现更大范围的社会改革。

也像陶行知那样，梁漱溟的解决方案与后来的一些共产党人士是相似的，但是他得出的结论是完全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杜威原则的。

[21]在20世纪初，梁漱溟在北京大学加入了一个由自学成才的年轻佛教学者和哲学家组成的组织，这个组织的成员都是既没有上过大学，也没有出国留学的人。

没有记录显示他曾经用中山装换取了一个农民长袍，但20年代初，梁漱溟开始探索中国士气低落的原因，得出的结论是受到了西方的影响。

根据梁漱溟的观点，以前的改革成果是一批为了获得财富与权力的知识分子通过模仿西方得到的。

然而他们并没有达到这样的目标并且在这一过程中破坏了中国文化的根，财富和教育集中在城市，而农村正受到破坏。

特别是他指责新的西方教育体系，这种教育体系教育人民去追求另外一种社会，但是这种社会并不能满足中国的需要。

[22]

梁漱溟认为新的教育体系实际上是最差的，因为传统教育的弊端仍然存在，而好的观点却被抛弃了，并且西方恰恰是失去了介于两者之间的东西。

旧的教育权威起源于道德价值观念与政治领袖的双重作用。

新的教育家忽略了旧道德，知识分子变得自私、奢侈，以追求利益为目的。

他们的目的在于保留他们的特权精英地位，但是却缺乏正直感和责任意识。

此外，并不像西方的知识分子那样，中国的知识分子渴望成为官员。

也不像西方的同行那样，中国知识分子还保留了以前知识分子不参与劳动的毛病。

此外，梁漱溟预计就如西方那样，中国的社会不久会分为两个永久世袭的阶层，因为这个新的教育体系是如此的昂贵，以至于只有那些有钱的人才能消费得起。

新的教育疏远了人民大众与精英的联系，也疏远了城市与乡村的联系。

即便是农村的孩子在新的教育中失学，他们也希望继续在城市生活和工作。

就如农民一样，在针对每一个受调查的农民中，梁漱溟批判了为城市而定位的新学校课程，也批判了个人风格西化了的教师。

然而，梁漱溟更进了一步，认为新的教育制度对任何人都没有作用。

他还批判了中学教育和高等技术培训机构，主要是因为前者缺乏实际操作技能，而后者则不能达到教育的目的，即使在农业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也在以后的工作与学校学习的是不一致的。

梁漱溟最终批评中国的高等教育与实际是完全无关的，他呼吁学生停止使用外国的教材，因为这些教材并不能有助于中国的迫切需要，应该调整研究专注于应用科学。

[23]

相反，梁漱溟热衷于陶行知的试验师范学校项目和转向以农村重建为重点的观点，这些观点在1931—1937年被广泛地应用在山东省的邹平县。

梁漱溟方案的核心是山东乡村重建机构，这个机构训练他成为具有新风格的管理者和组织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