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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的激进主义与教育改革1（第7页）

但他认为学校作为一个机构不是培训个人而是取代当地的政府以及实现社会的振兴。

在1933年以后，他的这一目标最接近实现，当时中央政府在江西农村寻找可以和共产党的成功相匹配的替代方法——给予行政自主权并将其作为进行重建项目试点县。

这个机构被赋予县级人事任命的权力，次一级的农村政府也改革成为符合梁漱溟观点的村各级行政机关。

实际的教育课程是通过学校反映梁漱溟的批判正规学校系统得来的，农村小学强调有关乡村生活和特定的职业要求。

但是尽管这些都是源于梁漱溟的计划，梁漱溟的农村重建学者不同于老的思想呆滞的学者，这些学者的权利都是来自行政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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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如陶行知在江苏省的实验一样，梁漱溟很快发现他所希望的教育理想被那些无关紧要的教育系统所取代。

因为与当权者关系的矛盾，陶行知与梁漱溟的教育看起来都是失败的。

每一个改革者，出于个人的原因，都试图避免直接与政治相接触，他们的目的是通过分散政府的影响力和进行道德劝说来间接改革政府和政治。

但是他们很快发现没有当权者，他们不能获得财力，也没有人愿意听他们的。

因此他们还得依靠最高的中央政府的保护和当地官员提供的资金。

梁漱溟的实验最初是通过山东军阀韩复渠的赞助得以建立的。

1933年以后，正因为高度的怀柔政策受到共产党和后来日本方面的联合威胁的鼓励，这项实验得到了推广。

在日本入侵中国和韩复渠的部队撤出山东之后，1937年，梁漱溟的实验最后以失败告终。

河北定县的平民教育

在外国和中国的政府官员中，晏阳初是最有影响力的农村改革者，并且保持了中外最紧密的联系。

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他的兴趣转移到农村后，徒劳的扫盲运动明显地变得毫无意义。

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期，定县实验已经成为抵抗中国农业所面临的四项危机的一个项目，这四项危机是：愚、贫、疾、弱，另外两个实验区在日本战争的干预前分别成立于湖南和四川。

国民党政府撤退到西南后，1940年在重庆附近重新成立了一所农村大学，以培训年轻人为农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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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阳初和他的同事所探索出的准则依赖于最初领导的开明的知识分子，依赖于富商和政府种子基金所做的贡献，依赖于当地知名人士的合作。

方案在顺从适应方面回避了对外国模式的“奴性复制”

，把重点放在当地的需求和能力上。

晏阳初在20世纪40年代初的战争期间前往美国，在一次采访中同作家赛珍珠讨论了他的工作。

尽管他采用了温和的语句，但是晏却露出了典型的改革家们对于政界人士和知识分子的矛盾情绪。

关于政治，他保留了最初的本能，正如允许平息一下而变得超然。

他担心妥协，即意味着失去完整性，失去进行实验的自由。

但是随着他的运动的发展，从三个方面对民事重返社会进行了假设，即有效的地方政府，当地和国家的参与，最终甚至国际政治也成为维持成功的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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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来自于外部的对晏阳初工作的威胁，赛珍珠写道，“从他的谴责中挖苦了那些固执己见，脱离人民大众的新旧知识分子。”

他分享了相同的知识分子的观点，直到自己在法国觉醒，在那个陌生的环境中，他突然意识到了“人民的疾苦”

。

随后，他得出了他一生所有工作的结论：“那些学习的人们只为自己而学，却不知道把学到的东西与别人分享。”

[27]他还谈到了在外国进修农业和农村经济博士学位的实际困难，即如何把知识转化为简单的成果，比如种卷心菜或者经营合作社。

定县大约三分之一的外部人员最终放弃和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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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1年，也没有给国际联盟使团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

它批评了不协作的个性化传统和改革者一贯执行的实验项目，指出了定县浪费稀缺资源的例子。

国际联盟使团注意到“巨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