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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的激进主义与教育改革1（第8页）

被白白浪费掉，而“实际上只取得了很少的工作”

。

特别是在教育方面，主要的批评没有涉及为正规学校体制之外的人们开展的识字运动，但却批评了制度本身，这是具有讽刺性地延续文盲！

农村小学不能有效地分散，县里只有53%的适龄儿童在上学，和山西省相比这个比率还是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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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农村重建

最后一次的农村教育重建项目是由国民党政府发起的。

1927年，蒋介石率领胜利军北伐到长江流域并与共产主义盟友反目为敌，同年他结了婚组建了一个富裕的中国基督教家庭。

工会的宗教影响不会立即显现，因为20世纪20年代反基督运动是一股潜在的权利争夺力量，国民党在胜利中没有推翻这种力量。

相反，新政府迅速迁移建立对外商运营的民办学校的官方控制和宗教机构。

这些举措的普及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持续不断的排外和反基督教的骚乱中尤为明显。

然而，蒋介石在1931年，皈依基督教。

两年后出人意料的是他在社会主义革命被镇压时要求基督教传教士在江西省开创农村重建工作。

显然，这是民族主义和政治上的考虑的干预，因为政府在1934年为一个伴随着广为人知的新生活运动得雄心勃勃的复兴计划承担着责任。

新的官方组织对基督教继续持容忍态度，以由新西兰裔美国传教士乔治·谢菲尔德在江西利川县指导新农村建设试点项目为标志。

然而随着项目的启动，所有熟悉的主题都出现了。

江西农村重建的灵感来源于对中国农业问题的日渐关注，因共产党成功地开发农业而使重建工作加强，这不仅成为了北伐战争中国民党的同盟助手，也成为了在江西的敌人。

但外国人似乎认为这种挑战比国民党的赞助更加刻骨铭心。

谢菲尔德在1934年提出了“基督教徒的唯一道路和共产党行进的道路一样——热爱穷人”

这样的假设，在此基础上，他推出了他的实验。

他的主要问题是要找到愿意充当仅仅为了生活开支的共产党角色的中国农村重建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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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的专门知识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在本地几乎不存在。

谢菲尔德被最初的反应所鼓舞。

他担保与几个基督大学合作的承诺。

两年后他的乐观信心被消磨殆尽。

志愿者来了但没有留下。

受过大学教育的年轻人很少有愿意在如此落后的地区致力于工作。

在这里，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没有充当先锋的作用反而成为了改革的障碍。

在1931年，他谴责了基督教学校灌输给学生的对于城市的偏见。

五年后，在他的利川经历后，谢菲尔德赞同国际联盟顾问的观点，这个顾问批评教会学校“培养一批有智慧的男人和女人，其中大部分都拒绝成为农业文明的一部分，也不愿意为隆起的农民工作和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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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政治的关系上，谢菲尔德最终接受与政府合作。

在本地，上学不能被强制执行或者项目资金免受贪污，直到盟友被任命成为地区政府领导。

虽然私营机构没有足够的权力协调和实施像农村建设这样大规模的项目，在江西认同政府是要遭受被失败连累的风险的。

这种风险已经植根于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决心，以避免军阀式的政治活动，这种决心随着国民党势力的增长开始受到侵蚀。

随着共产党人成为了头号公敌，其在江西的记录重新对风险进行了定义。

国民党开始的复原计划似乎具有所有成功的必要条件。

最初被留作基督教农村建设的十几个县成为了由10个政府创办的农村福利中心的地点，每个县为发展，其员工在四个领域进行培训：教育，农业，农村合作和健康护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