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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陶行知与莱希维恩之比较（第11页）

实际上，他在离开德国的前夜也领教了德国纳粹分子的挑衅。

这也就合乎逻辑地提出了一个问题，陶行知是否出于安全的考虑而有意规避与德国人接触。

陶行知结束环游后不久，在重庆接受一名中国记者采访时对这个问题做出了肯定的回答：

“世界上的国家，大多数都是同情我们的，只有少数的两个国家，就是德、意，是不同情我们的。

我可以举出三个证据来！

（1）我将要到德国去的时候，我先就留心一个问题：德国政府对于中国人的态度怎样？我就在他们的著作里面去考察。

在那本大名鼎鼎的《我的奋斗》（德文本）里面，他简直不把中国人当人看待，他说中国人是‘半死不活的动物’，他认为中国人应该被淘汰、被消灭。

（3）也许有人要说，这只是报纸上谈谈，无关紧要。

那么，我又举出他们的实际行动来。

在德国的中国人的救国运动，是常常受到禁止的。

有一次，救国会开座谈会，我也列席。

法西斯知道了，就派了几个打手来，准备打我们。

哪晓得，他来得迟了，我们的会快要开完了，他来听了一下，觉得并没什么要紧，结果也没有打我们。

意大利的情形，和德国也差不多。

孙中山先生要我们‘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像这样‘不以平等待我’的民族，我们应不应该和他们联合呢？

可是，这绝不是说，所有的德国人，都是这样的看不起我们。

德国法西斯政府的态度，和民众的态度是不一致的。

有一天，我到柏林乡下去玩，我要去看看他们乡村民众的生活状况。

在路上，遇到了一个农人，我走上去招呼他，说了几句应酬话，就谈起话来。

先从他们的生活谈起，慢慢谈到中国的抗战。

谈了一会，他忽然问我：你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我说：我是中国人。

他立刻就举起大拇指来说：我赞成中国人，我佩服中国人。

他又立刻对我说：但是请你不要把我这个话讲出去，如果你把我这个话讲出去，给我们的政府知道了，我就不得了。”

[267]

这段采访摘录对陶行知德国之行的表面过程补充了内情，同时也显示出，这位曾经十分钦佩德国的来访者，由于那些可怕的经历而对德国感到失望。

此外，他手记中关于德国犹太人的境遇也隐含着他对反犹主义感到的震惊。

而这种震惊在一周之后再次降临。

陶行知7月18日抵达维也纳后又亲眼目睹了纳粹分子列队游行。

[268]因此，完全可以想象，陶行知德国之行的总体印象是相当糟糕的。

1939年1月在香港的一次公开演讲中，他又谈到了自己在纳粹德国的负面体验：“现在世界上还有二个看不起我们的国家，一个是德国，一个是意国。

在德国我们是得不到机会去宣传。

希特勒在《我们的奋斗》一书中还骂我们‘中国人是半生半死的人’，更把中国人与黑人比做一起。

又一次一个人问他说：‘黑人受了德国教育也能发明，总该另眼看待吧？’希特勒说：‘他生下来是黑人，死了进棺材还是黑人，穿了一件德国的外套算得什么？’又有人向他问：‘日本人呢？’他则说：‘日本人是白种人！

’在德国报纸上中国打胜仗是受骂的，日本胜了便大大的宣传。”

[269]

对于希特勒的种族主义言论及其《我的奋斗》，旅德华裔学者HwuangShen-g博士在他的论文《中国人的德国印象》中结合昔日的中德关系作了如下阐述：“德国在30年代中国的政治生活中留下的突出印象，一是由新的统治秩序带来的吸引力，二是德国顾问团在华的工作。

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中文版由中国国家的翻译机构编译，并于1935年出版，而后在不足三年的时间内再版五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