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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陶行知与莱希维恩之比较（第12页）

……让人费解的是纳粹的种族主义根本不涉及中国——除了希特勒唯一的一句话，招致中国驻柏林使馆向德外交部提出了申诉。

……抗议却丝毫不关乎这个论点的正确性和可质疑性，而是牵扯到中国人对将其人种与黑人相提并论发出的愤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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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在中国大陆尚无对此真实情况的核实，但无意间却在陶行知的演讲中得到了某种证实。

尽管时间有限和对德国的政治气氛深感失望，陶行知在德国期间还是抓紧机会尽可能多地了解德国的历史和文化。

如果我们回想起他在早期的文章中对普鲁士国王“大风烈铁骑帝”

（亦称：腓特烈大帝）的仰慕，那么，他唯一的一次柏林之外的游览，即参观位于波茨坦的洛可可风格皇宫无忧宫，就绝非偶然。

陶行知在笔记本中亲笔记下了“第三帝国”

三个最重要的教育理论家：恩斯特·克里克、爱德华·斯普朗格和阿尔弗雷德·博伊姆勒及其主要著作（参见前页），对此须特别加以注释。

恩斯特·克里克（1882～1947），自1934年起担任海德堡大学哲学与教育学教授，并且由政府任命担任该校校长数年，属于纳粹教育理论关键的代表人物。

与改革教育家要求放手个体自主自决和自我发展相反，他按照所谓“整体哲学”

奉行“客观客体教育学”

。

克里克认为，教育“无论何时何地都会发挥精神的基本作用”

，是一种民族—政治群体具有的功能。

教育是“管教”

，使个人完全顺应民族群体和文化。

因而，“民族—政治整体”

就意味着必须消除和剥离任何个性。

所以他把纳粹的口号“群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

也当作了教育的准则。

爱德华·斯普朗格（1882—1963）师从弗里德里希·包尔生，自1920年起担任柏林大学哲学与教育学系教授。

陶行知访德时，他正在日本长期讲学（1936—1939年）。

尽管他对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持矛盾态度，但作为现代“文化教育学”

（亦称：精神科学教育学）的创立者，实质上却代表着另一种文化和教育的政治取向。

在他看来，作为“价值载体”

的文化财富可以实现并更新价值体验能力，即对人的成长进行陶冶。

教育旨在将个体的主观世界全方位地引向多元价值结构的客观文化世界，培养完整的人格。

阿尔弗雷德·博伊姆勒（1887—1968）从1933年起在柏林大学任“政治教育学”

教授，是除恩斯特·克里克之外另一名领头的纳粹教育家。

陶行知记下他的名字，或许与保罗·孟禄有关，因为自1935年弗里德里希·施耐德离任后，博伊姆勒便与孟禄共同负责出版更名为《国际教育杂志》的原《国际教育科学杂志》，[273]而陶行知一直与孟禄保持着联系。

还有一个特别引人注意的细节，就是陶行知在旅途中的节俭。

毫无疑问，这是由于他贫寒的出身和传统教育而铸成的。

不过，这也与此行的目的和费用的承担者直接相关。

陶行知的任务是，赢得外国人及海外华人对中国抗日战争在道义上和资金上的支持。

所有的旅行费用都是由委派方“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

来承担，而这个群众团体的活动经费都来自民间募捐和私人赞助。

为了将途中花费降至最低，这位“国民外交使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