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二部分 陶行知与莱希维恩之比较（第13页）

虽经常受到各国政要和知名人士的接待（如杜威、孟禄、克伯屈、甘地、泰戈尔、加拿大议会和墨西哥总统拉萨罗·卡德纳斯），却又不得不“锱铢必较”

。

为此，他在笔记本中不断地记下各项价格和花销，而且总是找最廉价的旅店，并时常乘坐三等列车出行。

三、莱希维恩及其著作在中国

德国对莱希维恩的研究中，“莱希维恩与亚洲”

这一专题已有过多视角的探讨，其中霍斯特·维蒂希（HorstE.Wittig）和沃尔夫冈·威廉（WolfgangWilhelm）的研究特别值得称道，因两人都曾作为教育学学者在日本的大学里工作多年。

他们的研究论文主要基于莱希维恩本人对那次传奇式的亚洲旅行见闻和印象的记述，分别探究了“外国教育对莱希维恩事业的影响”

（维蒂希）和“莱希维恩对东亚文化和现实世界的直接体验”

（威廉）。

1967年，维蒂希还在东京日本同事的协助下进行了查访，试图查证莱希维恩1927年初在日本逗留期间的各种活动轨迹。

在日本徒劳的尝试也致使他推测，在当今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的上海和香港，也已无法再寻觅到莱希维恩在中国逗留时所接触过的人。

[274]

笔者在中国的寻访同样毫无结果，从而也证实了维蒂希的推测。

对于这种查考，莱希维恩的著述及其亲友的回忆所提供的线索寥寥无几。

例如，从他的旅行信札中和他的老友米歇尔·哈罗·西格尔（MichaelHarroSiegel）那里得知，莱希维恩当时在中国期间只与两位中国人有过“偶遇之交”

。

一次是在南京附近的长江河谷，请一位“国民党人”

（原文：Kuo-ming-tang-）帮他拍了一张照片；[275]另一次是在香港，他请一位机动船的驾驶员载他去追赶已驶离港口的客轮。

[276]这些记述远不足以找到这两名中国人，更别说还找出莱希维恩当时在中国直接打过交道的其他人了。

正如维蒂希在日本所证实的一样，在此也可认定，一方面阿道夫·莱希维恩在中国并非一个陌生的名字。

他的著作《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dEuropa，GeistigeundkünstlerischeBeziehungenim18.Jahrhu）很早以前就为人所知，而且至今仍一直经常被引用。

而另一方面，人们对莱希维恩的生平和其他著作又几乎一无所知。

据本人了解，至今尚无一本有关莱希维恩的生平和教育活动的中文出版物。

甚至那些研究中欧文化交流的专业人士，也只是熟悉他那部关于中国与欧洲文化的著作，将其视为文化形态学家，而不知他还是教育家和抵抗运动战士。

更令人诧异的是，在所有最近十年来中国研究国际和德国反法西斯主义运动的出版物中，对德国抵抗运动组织“克莱绍集团”

（KreisauerKreis）都只是粗略简介，对其核心成员阿道夫·莱希维恩更是只字未提。

[277]

莱希维恩关于中国与欧洲文化的专著原本是他1921年在马堡大学获得通过的博士论文，于1923年在柏林正式出版。

[278]后被英国人鲍威尔（J.C.Powell）翻译成英文，并于1925年在伦敦和纽约出版（dEurope：IualandArtistitatheEighteeury）。

中国对此书的反应惊人的迅速。

英文版问世仅数月后，就在北京出版的中英文双语报纸《东方时报》[279]上刊登出一篇分别用中英撰写书评（见下图）。

由于这篇书评在所有的德国图书馆中均无法查到，所以有必要在此全文抄录对莱希维恩作品的评述，以供德国莱希维恩研究者和有兴趣的读者分享这篇罕见的资料。

[280]

此问题前此迄无有力方法系统之研究。

但往日所谓中国除茶丝而外，无输入西方之物之说，已渐失势力。

世人渐知十七八世纪欧洲之思想家颇获中国圣贤教训之利益，而欧洲彼时之美术的生活，亦受赐于中国不少。

吾人前谓无有系统的研究，兹有雷文君所著『中国与欧洲—十八世纪智识的与艺术的接触』一书，颇足弥此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