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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陶行知与莱希维恩之比较（第14页）

该书业由鲍威尔君译成为英文，加以图画解说。

其序言首述今日西方青年对於东方之智慧之注意，可见西方多人之精神寄托于东方。

嗣述欧洲与中国之接触，直至十八世纪之末。

此虽为初步之研究，而含义极深。

内有一节述中国势力之广播，凡磁器、漆器、刺繡、糊墙纸、绘画、建筑等物，皆详论其得于中国及欧洲仿制之原始。

吾人细读此节，方知中国势力播西方之伟大。

吾人须计及智识与哲学方面，方知西方所负于中国之大。

西方得孔子学说之启发不少，於雷尼次、瓦尔佛、福路特尔、孟德斯鸠诸氏著作中可以见之。

读其论政治经济一节，则见菲西克雷特学者之政治学说，充满孔子关于国家及国家与社会关系之学说。

该书诚为创作，吾人仅能举其概略。

此书为研究东西关系者不可不读。

此书之性质，不能投人所好。

惟有远见，知人类往来关系之重要，及信吾人所见之物暂而所不见之物为永久者，方嗜读是书。

是书盖为彼深信世界有一民族于他民族确有所贡献者而作也。

莱希维恩在世期间，他的这部作品就曾被两度由英文译成中文。

第一次是英文版问世一年后的1926年。

假如莱希维恩当时得知，该书的中文译本诞生在南京国立东南大学，一定会感到惊喜和遗憾，因为他于译文刊出一年后的1927年曾亲临该校并与农林科系有过亲身接触。

[281]翻译者是东南大学的比较文学教授吴宓。

他虽于1917—1921年在哈佛大学和牛津大学攻读文学，接受过欧美高等教育，却矢志不渝地立足于儒学传统。

广为人知的是他1922年创办并主编的《学衡》杂志。

[282]在这本刊物上，他作为“学衡派”

主要的代表人物激烈地反对五四运动引发的文化革命和语言文字改革，坚决捍卫古老的中国文化遗产。

这种文化政治立场充分表明了他采用文言文语体翻译莱希维恩著作，并刊登在《学衡》杂志上的用意。

在译文的引言和诸多附加的编者按语中也流露出了他内心的想法。

[283]

吴宓在为莱希维恩原著的绪论《孔子老子学说对于德国青年之影响》所做的引言中指出：“今欧洲青年承机械生活自然主义之极弊，渴望清凉散以消炎毒。

其欢迎老子之说，亦固其所。

然须知此种态度，仍不免为浪漫主义之余波。

以此而求精神之安乐，殊非正轨。

如研究孔子之学说，得其精义身体而力行之，则可有平和中正之人生观，而又不悖于文明之基础与进步之趋向。

转言之，即彼欧洲青年如能讲明希腊哲学及耶教中之人生道德之精义，琢磨发挥而实用之，则所得结果与受我国孔子之感化相同，固不必以好奇之心远寻旁骛，徒事呼号激扰也。

由是推之，则我国之青年与彼欧西之青年，其道德精神问题实为一而非二。

而中西真正之文化，在今实有共休戚共存亡之形势者矣。”

[284]

翻译者对德国青年的告诫无意间也击中了原作者。

莱希维恩曾是德国青年运动组织“游历鸟”

（Wandervogel）的成员，他们主张从工业时代回归，倡导简朴的生活。

莱希维恩也属于德国战后一代青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深深震撼了他们的心灵，从而无比向往中国道家所宣扬的平和洒脱与宁静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