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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陶行知与莱希维恩之比较（第15页）

“他们对十九世纪后期那种幼稚的进步信仰产生了怀疑，进而笃信非暴力的道德伦理和崇奉内省‘无为’，并试图以此来抗拒刚开启的大众时代所风靡的能动主义和唯物主义。”

[285]而在另一方面，众所周知，莱希维恩的一生却充满着对无数领域的进取心。

他的密友西格尔对此评论道：“在阿道夫无休止地作为的深处，有一片固定在他的学识中道家的沉静，这是他力量的源泉，使他从容应对艰难，即做到行动与深思并重。”

[286]英国朋友罗尔夫·嘉迪纳（RolfGardiner）则更加形象地比喻他：“在阿道夫·莱希维恩的天性中，道士深思远虑的智谋与纯正的十字军骑士之火热聚成一体。”

[287]可惜翻译者吴宓当时无从知晓这些历史和个人的背景情况。

在莱希维恩论著的结语中，提到了欧洲一股反中国热的逆流，其代表一是启蒙时代法国汉学家约瑟夫·德金（JosephdeGuignes，1721—1800），他质疑中国史书的可信性。

另一个是英国人威廉·约翰内斯（WilliamJohnes，1746—1794），他对中国哲学进行了毁灭性的评价。

吴宓借用这段论述向五四运动的积极分子及其对儒学传统的极端否定提出了强烈指责：“乃今吾国中妄为疑古之士，犹推波助澜，何也。”

[289]

此外，吴宓还隐晦地批评了那些热衷中国的西方人：“即在今日，以好奇及戏谑之心理对待中国事物及文明，如葛德第一期所为者，其人数仍极多。

而具葛德第二期之观察，或赞同其说者，则甚寥寥，诚可哀也。”

[290]

莱希维恩著作的第二个中文节译本出现在1935年6月的《中国新论》丛刊上。

[291]翻译者何炳松于1912—1916年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留学，后来在多所中国的大学任历史学教授，并曾任上海最大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

的副总经理。

我们今天无法确切查证，他为何决定翻译莱希维恩的这本书。

但可以肯定地假设，当时的一个事件与此事不无关联。

就在这一年，何炳松作为上海国立暨南大学的校长发起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

运动，他联合了十位大学教授在一份公开宣言中呼吁，对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接受外来文化进行“一个总清算”

；反对全盘西化，也反对复古，对固有的思想文化传统“存其所当存，去其所当去”

。

这份宣言引起舆论界热烈的讨论。

由此事件可以推测，何炳松意在用莱希维恩书中的内容旁证自己的主张，因为该书全面介绍了中国的瓷器与漆器、刺绣与绘画、建筑与园林，还包括伦理、哲学、国家学说和文学对欧洲精神生活的诸多影响。

莱希维恩的著作起初是以这样一种方式被中国所接纳，它体现出当初那些所谓守旧文人们一种纠结心态。

面对日益增强的西方影响，那些具有儒家意识的知识分子——即使很多人也接受过西方的高等教育——担心传统的中国文化在社会生活中将愈来愈失去价值和意义，以致五千年的中华帝国不得不屈从于“西方蛮夷”

。

他们欲维护建立在儒家礼教基础上的价值观和社会秩序，所以，一方面竭力反对全盘西化，另一方面，欲借用西方人的著述加强中国人对自己传统文化的自豪感。

他们为此目的选译了莱希维恩的作品，而并不在乎作者的本意，只是认为，此书对于他们自己的意图再合适不过了。

莱希维恩肯定没有料到，该著作的前两个中文译本是在这样的文化政治背景下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