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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第8页）

换言之，詹姆逊认为当前的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遭遇危机时期的必然产物。

20世纪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所追求的是现代化策略，它运用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方式和制度实现现代化。

但世界体系正在从现代阶段走向后现代阶段，苏联体制的社会主义与这个阶段相遇时，便变得无效，并最终解体。

因此，他肯定“后马克思主义”

生逢其时。

认为正是马克思主义把资本主义当做研究对象，所以每当资本主义发生变异时，马克思主义的范式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危机。

他写道：“后马克思主义通常出现于资本主义经历结构性变态的时期。”

[11]在他看来，现在资本主义正处在“结构性变态时期”

，所以后马克思主义的出现也具有必然性。

他说：“后马克思主义是在资本主义遭受一个结构性变革这样确定的时刻出现。

很明显，‘后马克思主义’这个术语对于各种宣称马克思主义消亡的言论来说，是很适合的，尽管马克思主义曾经当做思想模式、社会主义类型和历史运动的范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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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他使用后现代主义精神来解释革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他赞同后马克思主义对革命这一传统概念的批判，认为革命就是集体掌握人民主权的时刻，是人民重新获得能力改变自己命运并借此赢得某些控制历史的手段。

詹姆逊认为，革命的概念主要有两种不同的含义，两种含义都应当值得保留。

第一种含义是与社会变革本身的性质有关；第二种含义则与认识集体决策的方式有关。

照詹姆逊看来，革命的第一种含义与体制概念有关。

从体制概念看，革命指事先无法从理论上预言一种体制代替另一种体制（或“生产方式”

）的过程。

而革命的第二种含义则把整个革命过程当做象征，它集中象征着一定的社会集体恢复实践的可能性，象征着集体决策、集体自决以及选择与自然的关系。

从这种意义上说，革命就是集体掌握人民主权的时刻，是人民重新获得能力改变自己的命运并借此赢得某些控制历史的手段；以此来界定革命的概念，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一概念在目前困难重重。

所以，我们必须把革命看做是一系列的要求，这些要求起初源于诸如左翼在选举中获胜或殖民当局接替这些偶然的政治事件，后来这些要求越来越激进。

这些激进的要求也使政府在表面上越来越激进，甚至迫使它也发生日益重大的改变。

[13]

总之，我们认为詹姆逊同其他后现代主义者一样，相信“现代性”

已经过去，“后现代性”

已经到来，并将后现代主义置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这一背景下，试图通过研究后现代观点来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政治。

当然，詹姆逊的后马克思主义观点与其他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有明显的不同，正如凯尔纳和贝斯特所指出的那样，他“拒斥几乎所有后结构主义者共同倡导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并且反对他们对总体化方法的废弃。”

[14]但这并不能摆脱他与后马克思主义的关联，因为正如乔纳森·克拉科所说的，“对变化多样的社会运动的关注，已经从现代马克思主义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划分迁移开来。

对于詹姆逊而言，这是根本性问题，因为他是将整体的马克思主义观念和后现代碎片联系在一起的。”

[15]

以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为代表的中翼后马克思主义雅克·德里达（JacquesDerrida）1930年出生在法属殖民地阿尔及利亚首都郊区的一个犹太小资产阶级家庭，2006年10月在巴黎去世。

“第二次世界大战”

期间，德里达饱受战争的动乱和痛苦，使他的内心滋生了强烈的反叛和成名的欲望。

中学会考一结束，1949年，19岁的德里达就报名参加了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预备班，开始了他的大学生活。

由于他的文化基础差，入学考试竞争激烈，考了两年才如愿以偿。

在巴黎高师期间，德里达受一大批哲学家、文学家如萨特、布朗肖、巴塔耶、蓬日以及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的著作熏陶，最终在法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主义者让·依玻利特的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文学对象的理式》，对现象学美学的缺陷进行了初步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