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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第9页）

德里达大学毕业后在巴黎大学任教，几年后（1965），他回到母校任教，主要教授哲学史。

那时，法国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在巴黎高师已经很红，他自己写作的《保卫马克思》和与他的学生合作写成的《读〈资本论〉》先后发表，引起很大的轰动。

德里达那时也是一个结构主义者，不过，他主要着重于文艺评论方面的理论工作。

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他已经明显区别于阿尔都塞：他对于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解释冷眼旁观，而对于当时的极“左”

文学批评团体《太凯尔》（TelQuel）[16]的活动则积极参与，并与比昂科、孔特、马林、帕林特等人组成小团体。

1966年，他就到了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开宣布与法国结构主义决裂，正式宣称自己的“解构主义（déstructualisme）”

或“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alisme）”

。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德里达每年均到美国讲学，90年代之后又被美国数所大学聘请为客座教授，他的解构主义更加风靡世界，他因此称为“后现代主义”

的精神领袖。

1992年，英国剑桥大学授予德里达荣誉博士学位，1993年他在马克思主义处于低潮的情况下，发表了《马克思的幽灵》这部著作，这些使他跻身世界“十大思想家”

的行列。

曾经是结构主义者的德里达和一批曾经是结构主义者的同道如福柯、克利丝蒂娃、利奥塔、巴尔特等人发表了一系列批判结构主义的著作。

尤其是德里达本人，早在法国结构主义处于巅峰状态的时候，他就到了美国，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作了题为《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和游戏》的演讲，正式向结构主义发难。

宣布不存在一个所谓的结构中心，在结构中任何一个位置都不具有优先性；自由游戏是某种非中心化力量，是某种不确定性的永恒动力。

德里达对结构主义的发难迎来了后结构主义时期的到来，[17]也推动了后现代理论的形成，因为正如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伊布尔·哈桑所说：“虽然后现代主义与后结构主义不能等同，它们显然有诸多相似之处。”

[18]德里达的解构主义认为，西方哲学和文化所充斥的二元对立（善恶、存在虚无、在场不在场、真理谬误、同一差异、生死、主体客体、表象现实、言谈写作，等等），建构了一种非常有害的价值等级体系，这种二元形而上学的价值体系一方面让一方凌驾于另一方之上，另一方面也就否定另一方，这需要加以解构和推翻。

德里达的这些主张受到许多后结构主义者和后现代理论家的赞扬，认为必须彻底摧毁现代哲学，建立一种崭新的哲学实践，强调差异比统一更重要，维护意义的扩散，反对将意义束缚在总体化、中心化的理论和系统之中，从而主张去中心化、反大叙事、反逻各斯主义等。

德里达的这些理论精神直接催生了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吸收了后结构主义的上述对现代一些主导理论的批判精神和方法，形成了著名的“后现代性精神”

：强调话语理论的优先地位，强调多元主义，强调分散化碎片化，强调差异—延宕，强调反大叙事和反整体，强调祛魅，强调游戏……

虽然德里达公开宣称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也从不自称是“后马克思主义者”

，不把自己的理论称做“后马克思主义”

。

但正如凯尔纳和贝斯特所认为的那样，“绝大多数后结构主义理论和后现代主义理论都采取了后马克思主义立场，认为马克思主义乃是一种不再适合于当前时代的、过时的、压迫性的话语。”

[19]德里达也不例外。

德里达说过，“我从来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

，[20]但他却是一个“后马克思主义者”

。

原因是他要运用解构主义的精神来解读马克思的文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过期的理论，但他却要透支马克思的批判精神，主张“反整体主义”

“反宏大叙事”

“反逻各斯主义”

和“反中心主义”

理论策略，这些理论的策略原则正好迎合了后现代主义的需要，因而被“后现代主义”

奉为圭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