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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会主义观（第3页）

同时，詹姆逊还指出，凯恩斯主义与福利国家曾拯救过资本主义，使资本主义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随之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出现了财政赤字与滞胀危机等，这些问题是由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固有矛盾造成的。

由此，詹姆逊得出结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并没有改变，当代资本主义仍处于危机之中，不仅如此，“这种危机是体系性的”

。

[8]所谓“体系性的”

是指整个制度的危机。

他进而引用恩斯特·曼德尔（ErMandel）的《晚期资本主义》和乔万尼·阿里（Gihi）的《漫长的20世纪》中的观点对资本主义的体系性危机作了说明：资本主义自身将因为技术革新而解脱出来，转而开辟全新的产品市场，而且整个体制也将渡过危机而获得活力，所以我们在第一世界中可以看到的那种投机和金融资本几乎存在于每一轮世界性扩张周期的末期；然而正是由于新技术的引进将资本主义从周期性危机中拯救了出来，却又决定了整个体系的灾难性扩张。

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依靠“体系的扩张和新型的商品生产”

暂时克服了周期性危机，却导致了进一步的资本主义体系性危机。

因此，詹姆逊认为，资本主义本身固有的矛盾不会因为它的生产方式富有弹性和适应能力而彻底解决。

詹姆逊肯定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的理论，承认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并没有过时，从一定意义上来讲，他所提出的资本主义的体系性危机理论可以看做是对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发展。

而哈贝马斯则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及其现实指导意义，他主张以源于政治系统的合法性危机取代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危机，最终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唯心主义的泥沼之中。

（二）对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分析

后马克思主义主张以一种批判的眼光看待资本主义，既承认资本主义的出现在历史上是一种进步，对社会历史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又揭露了其本身固有的、无法克服的种种弊端，而这些弊端最终将从内部瓦解资本主义，因而历史不会止步于资本主义社会。

对于当代资本主义，詹姆逊主张用一种新的理论框架即“晚期资本主义”

来命名，并特别说明“晚期”

（late）并不等于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最好将后现代理解为资本主义的最近阶段（latestormost-ret）。

[9]也就是说，詹姆逊并不认为资本主义会很快终结。

在他看来，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上迄今出现的最有弹性、最具适应能力的一种生产方式，它曾多次克服周期性的危机。

进而，詹姆逊分析了资本主义借以克服危机的两种策略：一是制度的扩张。

詹姆逊指出，资本主义制度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这就决定了它要不断开辟新的市场。

自由资本主义依靠民族市场得以发展，帝国主义依靠世界殖民体系得以发展，而晚期资本主义则依靠“全球化”

得以发展。

“冷战”

结束后，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加速发展。

随着国际经济分工与合作日益加强，曾经摆脱殖民统治的国家又重新被纳入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体系，市场范围空前扩展，这给晚期资本主义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二是新型商品的生产。

詹姆逊认为，技术革新是资本主义克服制度危机的内在要求，新技术的发明与创造不仅可以生产出新的商品，降低成本，增加利润，增强产品的竞争力，而且还可以成为拓展市场空间最有效的工具，它使地球“缩小”

，并把资本主义扩展到一种新的规模。

不同发展阶段的资本主义正是因为有了不同的技术革新才得以形成与巩固，也正是由于技术的发展，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然而同时，詹姆逊也指出，尽管资本主义的两个策略——制度的扩张和新型商品的生产——增强了其免疫力，改变了其存在状态，也改变了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关系，却不能改变其内在的固有矛盾。

因为资本主义的矛盾是制度性的，它不仅不可能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得到缓解，反而会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加深。

资本主义的灭亡与社会主义的胜利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同步渐进过程，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主义的物质存在条件也不断成熟。

而一旦资本主义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殆尽时，社会主义的物质存在条件也就完全成熟了。

因此，历史的发展不会止步于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最终必将被社会主义所取代。

正因为如此，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这一问题上，后马克思主义者基本都批判“历史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