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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会主义观（第7页）

[21]正因为如此，拉克劳和墨菲认为，传统社会主义的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革命策略已经过时，多元激进民主是走出社会主义危机的新规划，是对社会主义目标的新反思。

哈贝马斯认为社会主义是通过主体间相互理解给予合理动机的“无统治的、民主的、公正的、和谐的”

社会。

对他来说，民主既是一种理想也是一种策略，因此，哈贝马斯把民主问题视为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问题。

在他看来，民主就是通过商谈——语言的相互理解——构建自由的、无强制的生活世界。

这样，哈贝马斯就将其对民主的思考最终定位于商谈民主理论，而商谈民主就成为他实现社会主义的策略。

哈贝马斯的商谈民主理论是其交往行为理论在政治领域的应用，其基本内涵是主张一种程序主义民主，把交往理性当中的商谈原则贯彻到政治领域，以此超越自由主义民主和共和主义民主的缺陷。

依哈贝马斯之见，在价值多元的时代，没有任何一种权力和权威有资格要求统一人们的思想、道德意识和生活方式。

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的调整，共同规范的认定和维护需要通过商谈来实现。

一个人只有通过商谈充分论证了自己要求的正当性，并说服别人相信自己的行为是符合社会共同规范的，那么这个人与他人的交往才能正常进行。

因此，任何人在通过商谈形成共识的过程中，都必须充分考虑到他人的利益，参考他人的要求，这样通过平等的自由商讨与辩论，每个人的利益诉求都可以得到重新理解。

“只要关于妥协的谈判是根据确保所有利益相关者以平等的参加谈判的机会的程序进行的，只要这种谈判允许有平等的机会彼此施加影响，并同时为所有有关的利益创造大致平等的实施机会，就有根据做出这样的假定：所达成的协议是公平的。”

[22]商谈民主策略的实质在于通过主体间的商谈对话，通过价值的交换、审视和辩护，接受他者的和自己的要求，达成主体间相互理解，以此加强人与人之间的团结与协作，减少和避免各种形式的暴力冲突对社会公共生活的破坏，从而创造一种愿意对话和倾听、相互辩论和理性说服的共同生活形式。

詹姆逊把社会主义看做是一种政治的、社会的和理想的目标的必然性，认为社会主义意味着对人类的全方位保护，为每个人提供自由的存在和发展真实的个性所必需的基本条件，使得人们能够无忧无虑地生活。

实现这样的社会主义需要进行社会革命。

但同时他还指出，社会主义革命不仅是一种实践形式，更是一种理论形式，它是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

所以，詹姆逊主张从文化革命的角度去研究政治运动，提出了“认知测绘”

的政治文化革命策略。

“认知测绘”

（apping）概念来源于心理学，原义是指在过去经验的基础上产生于头脑中的某些类似于现场地图的模型。

城市规划学家凯文·林奇（KevinLynch）在其代表作《城市形象》（TheImageoftheCity）一书中使用了“认知测绘”

这一概念。

他在书中描绘了在异化了的城市中首先会产生这样一个空间：人们身在其中却不能在脑海中把他们在城市整体中的位置绘制出来，不能为自己定位，不能找到自我，这反映了在巨大的城市空间面前，主体在空间迷失中失去测绘城市空间的能力。

因此，人们须要借助“认知测绘”

来认识城市周围的环境，进而确定自己所处的位置。

詹姆逊由对后现代建筑“空间”

的研究推及到一种政治文化革命模式构想。

在他那里，“测绘”

的对象不是城市，而是社会结构，是我们所处的历史时刻的全球的社会总体性。

他指出，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新的全球空间里，人们的主体意识淡薄，历史感淡薄，导致了“集体无意识”

状况的出现，人们对晚期资本主义的一切没有了批判精神，失去了理想和追求。

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通过有效的“认知测绘”

，我们才能够把握晚期资本主义的社会阶级构成的真相，从而相应地制定有效的改变社会形态的政治行动策略。

“不能对社会进行测绘将损害政治体验，恰如不能对空间测绘就不能得到空间体验一样，所以，这种意义上的认知测绘是任何社会主义政治方案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23]詹姆逊把“认知测绘”

与政治革命联系起来，提出了“认知测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