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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史北史散论1（第3页）

）；但是，在著述宗旨上，他是完全承继了李大师的倾向统一的思想的。

二

如前所述，《南史》多出于《宋书》等四史，而《北史》则多出于《魏书》等四史。

但是，《南史》《北史》绝非一般地抄撮八史；它们出于八史，又不同于八史。

从著述者的思想倾向来看，这个不同之处，突出地表现在《南史》《北史》的倾向统一的思想，这是八史当中除《隋书》而外其他诸史所不能企及的[10]。

首先，《南史》《北史》从全国统一的思想出发，取消了所谓《岛夷传》和《索虏传》的习惯做法和传统称谓，而另立有关篇目。

如沈约《宋书》于北魏历史立《索虏传》（《宋书》卷九十五），萧子显《南齐书》于北魏历史立《魏虏传》（《南齐书》卷五十七）；同样，魏收《魏书》于南朝历史则立《岛夷传》（《魏书》卷九十七《岛夷刘裕传》，卷九十八《岛夷萧道成传》《岛夷萧衍传》）。

他们各自都以自身为中国的“正统”

，而不承认对方是“正统”

。

从政治观点来看，这固然反映了南北朝统治者的互相对立的情绪；从历史观点来看，这无疑也表明了南北朝时一些史家因受着种种偏见的影响而缺乏“大一统”

的思想和气魄。

《南史》《北史》的撰述者李延寿一反南北朝时的旧有传统，于北魏、北齐、北周历史立“本纪”

，于宋、齐、梁各朝历史亦立“本纪”

，而一概取消了“岛夷”

和“索虏”

的错误称谓。

这种不再强调华、夷界限的做法，不仅在政治上反映了天下一家的统一局面，而且也反映了魏晋南北朝以来我国各民族大融合的历史发展。

可见，李延寿“编次别代，共为部秩”

的著述方法是包含了丰富的思想内容的。

其次，南北朝时期人们作史，因多所避讳而成曲笔者甚多，《南史》《北史》则因避讳较少、照实直书而基本上改变了这种情况。

如魏收著《魏书》，“正在齐文宣（按：即高洋）时，故凡涉齐神武（按：即高欢）在魏朝时事，必曲为回护”

，“当时已谓其党（北）齐毁（西）魏，褒贬肆情”

，所以赵翼认为魏收的《魏书》“趋附避讳，是非不公，真所谓秽史也”

[11]。

李延寿《北史》对此则多有改正。

又如，沈约《宋书》讳齐高帝萧道成名，而书为“公齐王”

“太傅齐王”

；《南史》则不加避讳，直书其名[12]。

《梁书》和《陈书》虽是唐初姚思廉撰，但其部分史稿系继承其父姚察旧草，而姚察又因是据梁、陈史官所录，未及细细推究，回护之词往往掺杂其间，亦成曲笔。

李延寿《南史》一般都直书其事，改正颇多。

例如，《梁书》对临川王宏大加褒美，称赞他“性宽和笃厚，在州二十余年，未尝以吏事按郡县，时称其长者”

[13]。

《南史》则揭露临川王宏是一个品行低劣，“以介弟之贵，无佗量能，恣意聚敛”

之徒[14]。

对于《陈书》，《南史》虽无明显增删，但改曲笔为直书者尤多，“使奸恶不能藏匿，此最有功于《陈书》”

[15]，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