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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论P t 1045乌鸣占的来源及其影响（第1页）

第二节论P.t.1045《乌鸣占》的来源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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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文献中，以乌鸦叫声来判断吉凶的《乌鸣占》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

国外学者巴考、劳费尔、茅甘、戴思博[31]，中国学者王尧、陈践、陈楠、杨士宏、黄正建、房继荣等[32]，均对敦煌写本中的乌鸣占文书做过探讨。

特别是藏文写本P.t.1045号文书，引起了学者极大的探究兴趣。

围绕此件文书的译解、考辨和分析，国内外学者对吐蕃鸟占术的来源及其蕴含的文化意义进行多方解读。

不过，对于P.t.1045所见吐蕃鸟占的来源，学界虽多有讨论，但都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鉴于此，本文结合汉文鸟占文书及传世文献，尝试对P.t.1045《乌鸣占》的来源作一些补充研究。

同时，结合归义军时期的鸟形押，对吐蕃鸟占的影响略加讨论。

一、P.t.1045《乌鸣占》的来源

1913年，法国学者巴考首次刊布了P.t.1045号文书，由此拉开了学界探讨吐蕃鸟占来源的帷幕。

第二年，美国学者劳费尔在《吐蕃的鸟卜》一文中，将此件文书（P.t.1045）与藏文大藏经《丹珠尔》所收《关于乌鸦的叫声》进行对比，认为P.t.1045所见的根据乌鸣而占吉凶的做法，可以视为一种先起源于印度，后来被吐蕃人接受并做了修改的占卜术。

法国学者茅甘结合P.3479和P.3988两件汉文文献，将藏汉写本《乌鸣占》加以对比、分析，认为“可以接受那些支持乌呜占凶吉法之汉地起源的论据具有相当的分量”

[33]。

国内最早关注这一问题的学者为王尧、陈践先生。

1987年，他们合作出版《吐蕃时期的占卜研究》，第一次将藏文P.t.1045号文书译成汉文[34]。

随后又在《吐蕃的鸟卜研究——P.t.1045号卷子译解》中，对汉藏文化中鸟卜的渊源作了进一步探讨[35]。

杨士宏从P.t.1045所见《鸦鸣占卜法》渗透的时空关系上分析了古代藏族的宇宙观，认为古代吐蕃的宇宙观受到了印度文化、佛教文化及中原汉文化的影响[36]。

房继荣也撰文指出，敦煌发现的藏汉写本《乌鸣占吉凶书》在形成过程中受到了中原汉文化、印度文化和吐蕃文化的共同影响[37]。

陈楠先生通过对藏文写卷P.t.1045及P.3988和P.3479两份汉文文书的综合比较研究，进而指出P.t.1045和P.3988两件文书中的《乌鸣占卜表》虽然有一些差异，但还应属一种占卜表的两种不同文本。

就两者关系而言，藏文《占卜表》译自汉文的可能性更大些[38]。

这些前人的研究成果都很有参考价值，特别是它们对于P.t.1045号卷子的解读不乏指导意义。

不过，对于吐蕃鸟占来源的探讨，上述学者关注最多的仍是P.t.1045中《乌鸣占卜表》的讨论（如方位、时间、卦辞和多玛仪轨等），而往往忽视了同卷序言部分隐含的社会文化信息。

P.t.1045《乌鸣占》序言云：

乌鸦本是人怙主，尊神派遣到地方。

羌塘草原犛牛肉，天神使者好祭享。

叫声传达尊神旨，八面上空九方向。

三种叫声表神意，祭品多玛快奉上，神鸟乌鸦享用光，如祭尊神一个样。

乌鸦并非尽前兆，吉凶尚需辨征兆。

占卜大师具神通，执行神意鸟帮忙。

祈福禳灾有法术，叫声之中吉凶藏。

乌鸦本是天神鸟，六种羽毛六翅膀。

耳聪目明多灵光，了然天神在何方。

传达神意唯鸣唱，虔诚相信莫彷徨。

八面上空九方向，咙咙之声表吉祥；嗒嗒之声应无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