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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1页）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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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这个时代，公众面临的主要议题是什么？私人经受的关键困扰又有哪些？我们要想梳理出这些议题和困扰，就必须搞清楚，在我们所处时期的标志性趋势下，有哪些价值备受珍视却遭受威胁，又有哪些价值备受珍视同时也得到倡导。

无论我们讨论的价值是遭受威胁还是得到倡导，我们都必须要问，这里可能牵涉到哪些突出的结构性矛盾？

当人们珍视某些价值，并且不觉得它们面临什么威胁时，就会体验到安乐（well-being）。

而当他们珍视某些价值，但的确感到它们面临威胁时，就会体验到危机——危机要么限于个人困扰，要么成为公众议题。

一旦他们所抱持的价值似乎无一幸免，他们就会觉得受到整体威胁而陷入恐慌。

但是，假如人们对自己珍视什么价值浑浑噩噩，又或者没有体验到任何威胁呢？这就是所谓漠然（indifference）的体验。

而如果这种态度似乎波及所有价值，那就成了麻木（apathy）。

最后，假如他们浑然不知自己珍视什么价值，但依然非常清楚威胁本身的存在呢？那就会体验到不安（uneasiness），体验到焦虑（ay），如果牵涉面足够广泛，就成了完全无法指明的不适（malaise）。

我们的时代弥漫着不安和漠然，但这种不安和漠然又还不能得到清楚阐明，并接受理性的分析和感性的体察。

它们往往只限于模糊的不安造成的苦恼，而不是从价值和威胁的角度得到明确界定的困扰。

它们往往只是沮丧的情绪，让人觉得一切都有些不对劲，却不能上升为明确的论题。

人们既说不清面临威胁的价值是什么，也道不明究竟是什么在威胁着他们。

一句话，它们还没到能让人做出决策的程度，更不用说被明确梳理成社会科学的问题了。

在20世纪30年代，人们基本没有什么怀疑，只有某些自欺欺人的工商界人士觉得经济议题也就是一堆个人困扰。

在这些有关“资本主义的危机”

的争论中，对马克思的梳理，以及许多未曾明言的对其著述的重新梳理，或许确立了这个议题的主导论调，有些人开始从这些角度来理解自己的个人困扰。

大家都很容易看到是哪些价值受到威胁并予以珍视，而威胁它们的结构性矛盾也似乎一目了然。

人们对这两点都有广泛而深切的体验。

那是一个讲政治的年代。

然而，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遭受威胁的这些价值，人们往往既没能广泛承认其为价值，也没能普遍感受到它们面临威胁。

大量私人的不安就这么得不到梳理，大量公众的不适，以及众多极具结构相关性的决策，都从未成为公共议题。

而对于接受理性和自由之类的传统价值的人来说，不安本身就是困扰，漠然本身就是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