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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2页）

这种不安和漠然的境况，就是我们时代的标志性特征。

这一切是如此令人瞩目，以至于观察家们往往解释道，如今需要梳理的问题的类型本身已经有了变化。

我们常常被告知，我们这十年的问题，甚至我们时代的危机，已经不再局限于经济这个外部领域，现在成了与个人生活质量有关的问题，这其中其实牵涉到这么一个问题：是否不久之后就不再有什么可以被恰当地称为个人生活了。

人们关注的焦点不再是童工，而是漫画；不再是贫困，而是大众休闲。

不仅有许多私人困扰，而且有许多重大公共议题，都被从“精神病学”

的角度来描述。

这样的努力往往显得可悲，因为这是在回避现代社会的大议题、大问题。

这样的表述似乎往往只依赖于一种狭隘的地方意识，只对西方社会感兴趣，甚至只对美国感兴趣，从而忽略了全人类其他三分之二的人口。

它还常常武断地将个人生活与更大范围的制度相脱离；而人们的生活就是在那些制度中展开的，后者对于个人生活的影响，有时会比孩童时节的亲密环境更为严重。

比如，如果不考察工作，我们甚至无法表述休闲问题。

要想把漫画书引发的家庭困扰这个问题梳理清楚，就不能不结合当代家庭与社会结构的新近制度之间的新关系，考察当代家庭所面临的困境。

要是没有认识到不适与漠然如今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构成了当代美国社会的社会风气和个人倾向，那么，无论是休闲，还是它那些令人萎靡不振的实际应用，都不会被视为问题。

在这样的风气和倾向下，如果没有认识到进取心作为在合作经济中工作的那些人的职业生涯的重要成分，也已遭遇危机，那就无法阐述更无法解决任何有关“私人生活”

的问题。

精神分析学者反复指出，人们的确常常“愈益感到被自己内心无法确定的模糊力量所推动”

，事实确实如此。

欧内斯特·琼斯（ErJones）曾有言曰：“人的主要敌人和危险就是他自己的桀骜本性，就是他心中被禁锢的黑暗力量。”

然而，此言谬矣。

正相反，现如今，“人的主要危险”

乃在于当代社会本身桀骜难驯的力量，以及其令人异化的生产方式、严丝合缝的政治支配技术、国际范围内的无政府状态，简言之，即当代社会对人的所谓“本性”

、对人的生活的境况与目标所进行的普遍渗透的改造。

现在，社会科学家在政治上和学术上——两个维度在此互相重合——的首要任务，就是厘清当代的不安与漠然都包括哪些成分。

这是其他文化工作者——从自然科学家到艺术家，乃至于整个学术共同体，对他们提出的核心要求。

我相信，正是由于这项任务和这些要求，社会科学将日渐成为我们这个文化时代的共同尺度，而社会学的想象力也将愈益成为我们最需要的心智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