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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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4页）

这并不一定会导致社会结构的崩溃，因为可以通过正式的纪律来有效调控人们；有时候，如果不接受制度性的纪律要求，人们将毫无谋生机会。

比如，一位训练有素的排字工受雇于一家立场保守的报纸，他可能只是为了谋生，保住饭碗而遵从雇主纪律的要求。

但在他的内心，走出工作间后，他可能是个激进的鼓动家。

许多德国社会主义者听任自己成为德皇旗下纪律严明的士兵，尽管他们的主观价值其实属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

从符号到行为并返诸符号的距离很长，并且也不是所有整合都建于符号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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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这样的价值冲突，并不是要否认“理性协调的力量”

。

言行不一往往是人的特点，但力求协调同样也是。

我们不能基于所谓“人性”

或“社会学原则”

，或是在宏大理论的授权下，先验地确定在某个社会里何者居于支配地位。

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出一种社会的“纯粹类型”

，拥有一套纪律完善的社会结构，其中受支配的人们出于形形色色的理由，无法放弃他们预定的角色，却并不共享支配者的任何价值，因此根本不相信秩序的合法性。

这就像一艘配备着苦力船工的轮船，桨橹的划动纪律分明，将桨手化减为机器上的齿轮，只在罕见情况下需要执鞭的船主挥舞暴力。

苦力船工甚至不需要意识到船往哪个方向去，尽管船头稍一偏转都会让船主暴怒不已，他是这船上唯一一个能够看到前方的人。

不过，或许我已经开始在描述而不是想象了。

在“共同价值系统”

和强加的纪律这两种类型之间，还有五花八门的“社会整合”

形式。

绝大多数西方社会已经融合了纷繁多样的“价值取向”

，它们的一体性包含着合法化与强制的形形色色的混合形态。

当然，不仅是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任何制度性秩序都有可能是这种情形。

父亲要对自己的家庭施加要求，可以威胁收回继承权，也可以运用政治秩序或许允许他使用的暴力。

即使是在家庭这样的神圣小群体里，“共同价值”

的一体性也绝不是不可或缺的：不信任和憎恨倒可能恰恰是维系一个彼此关爱的家庭所需要的东西。

同理，即使没有宏大理论家相信普遍存在的这种“规范性结构”

，一个社会当然也可以获得相当充分的繁荣。

这里我并不想就秩序问题细致地阐发任何解决方案，而只想把问题提出来。

这是因为，如果我们连这一点都做不到，就必然会遵照相当武断的定义要求，假定存在“规范性结构”

。

而根据帕森斯的想象，那正是“社会系统”

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