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五（第2页）

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纳粹党找到它与经济秩序中的垄断集团之间、与军事秩序中某些精英群体之间在利益上的一致点。

在这些主要秩序里，首先存在着相互契合的权力集中；其次，每个秩序都在获取权力的过程中保持一致，彼此合作。

兴登堡（Hindenburg）总统的军队对捍卫魏玛共和国不感兴趣，也无意于镇压一个深得民心的主战党派的行进纵队。

大工商集团乐于资助纳粹党，后者承诺颇多，特别是承诺要粉碎劳工运动。

这三类精英结成往往不太和谐的联盟，以维持它们在各自秩序中的权力，并与社会其他秩序相协调。

作为对手的政治党派要么惨遭镇压或被宣布为非法，要么自动解散。

至于亲属制度和宗教制度，也和所有秩序内部及之间的一切组织一样，都受到侵蚀和协调干预，至少是被中立化了。

这三个占据支配地位的秩序中的高层角色，以极权主义式的政党国家为手段，协调自己的和其他的制度性秩序。

这样的国家成了笼罩一切的“框架组织”

，将目标强加给所有制度性秩序，而不只是确保“法治政府”

。

政党自我扩张，借助各种“辅助组织”

和“附属组织”

四下蔓延。

它要么无限分裂，要么肆意侵蚀，总之会逐渐控制所有类型的组织，就连家庭也不能幸免。

所有制度的符号领域都受到政党控制。

宗教秩序稍有例外，其他领域中则不允许存在任何对于合法自主性的对抗诉求。

政党还垄断了包括教育制度在内的正式交流渠道。

所有符号都被重塑，以筑造协调一致的社会的基本合法化。

在一套相当程度上由结党营私的网络维系起来的社会结构里，严格等级制下具备魔魅的绝对领导原则（即克里斯玛统治）得到广泛宣扬。

[23]

不过，至此肯定足以表明我认为显而易见的一点结论：总而言之，没有任何“宏大理论”

，没有任何普遍图式可供我们作为出发点，以理解社会结构的一体性；对于老旧的社会秩序问题，并不存在唯一的答案。

要想有效地探讨此类问题，就得依循多种操作模型，就像我刚才勾勒的那些一样。

在使用这些模型时，也要立足经验，密切结合古往今来广泛多样的社会结构。

还可以把这类“整合模式”

设想为有关历史变迁的操作模型，理解这一点很重要。

比如，如果我们观察托克维尔时代的美国社会，再看看20世纪中叶的美国社会，立刻就会看出，19世纪结构的“维系”

方式迥异于当前的整合模式。

我们会问：它的各个制度性秩序是怎样变迁的？这些制度性秩序彼此之间的关系是怎样变迁的？这些结构性变迁的节奏即速率变化如何？在每种情况下，这些变迁的必要原因和充分原因分别是什么？当然，找寻充足的原因，通常要求除了历史的研究，至少还需要有些比较的研究。

我们可以用总括的方式，概括这类社会变迁分析，并就此更经济地梳理一系列更广泛的问题，点明变迁导致了“整合模式”

的转换。

比如，最近100年的美国历史展现出，美国从大体上通过契合整合起来的社会结构，转换成了更多通过协调达成整合的社会结构。

历史理论的总体问题脱不开社会结构理论的总体问题。

社会科学家在从事实际研究时，若以统合的方式理解这两个方面，则并不会遇到什么理论上的重大困难，我认为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

或许正因为如此，对于社会科学来说，一本《巨兽》的价值抵得上20部《社会系统》。

当然，我摆出这些观点，并不是要对秩序和变迁问题，也就是有关社会结构和历史的问题给出什么定论。

我只是想勾勒这类问题的大致轮廓，点出一些已有的相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