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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第3页）

或许这些观点也可以用来进一步明确社会科学的承诺的某一特性。

当然，我在这里提出这些观点，是为了点明宏大理论家处理社会科学的这一重大问题时是多么不够完善。

在《社会系统》中，帕森斯之所以未能踏实触及社会科学实际研究，是因为他满脑子想着自己已经构建出的社会秩序模型属于某种普遍模型，因为事实上他已经对自己的“概念”

盲目崇拜了。

这种宏大理论的所谓“系统性”

，就在于它撇开了任何具体经验问题的方式。

它并不用来更精确或更充分地阐述任何具备可辨识的重要意义的新问题。

发展这样的理论，也不是有什么需要要暂时高飞，以便更清晰地察看社会世界中的什么东西，以解决某个可以从历史现实的角度陈述的问题，而人和制度在这样的历史实在中，自有其具体的存在。

它提出的问题，它推进的过程，它给出的解答，都是宏大理论式的。

回撤到对于观念的系统性研究，应当只是社会科学工作中的一个形式环节。

有必要提醒大家记住，在德国，这类形式研究的成果很快转向了百科全书式的、历史性的运用。

那种运用笼罩在马克斯·韦伯的精神之下，是德国古典传统的巅峰体现。

在相当程度上，促成这类研究的正是一大堆特别的社会学研究，它们有关社会的一般性概念与历史阐释有着密切关联。

经典马克思主义对于现代社会学的发展可谓至关重要。

马克斯·韦伯就像其他众多社会学家一样，在与卡尔·马克思的对话中推进了自己的许多研究。

但我们始终得承认，美国学者是健忘的。

在宏大理论中，我们现在碰到了另一场形式主义的回撤。

同样，这本来也只该是一次暂歇，却似乎已经成了永恒。

就像西班牙的那句谚语说的那样：“许多人洗起牌来好花哨，玩起牌来太糟糕。”

[24]

[1]TalcottParsons，TheSocialSystem，Glenois，TheFreePress，1951，pp.12，36-37.

[2]参见附论第五节。

[3]原文如此。

传说哈佛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曾申请将晦涩难懂的“帕森斯语”

作为学业要求的两种外语之一，又传闻担任英文教授的帕森斯父亲曾经拒绝接受儿子在著作中对自己的致敬，以表达对其文字的不满。

——译注

[4]Parsons，op.cit.，pp.38-39.

[5]出自叶芝名篇《第二次圣临》（TheSeing）。

——译注

[6]应当把精确契合看作罕例，就像著名的无摩擦机器。

虽然在经验中找不到一个社会系统，其中的动机与充分协调的文化模式能达到完全整合，但在理论上，这种整合一体的社会系统的观念具有重要意义。

（此处为帕森斯原文附注——米尔斯按）

[7]Parsons，op.cit.，pp.41-42.

[8]此即作者所著ThePowerElite，NewYork，OxfordUyPress，1956；中译本见［美］C.赖特·米尔斯：《权力精英》，许荣、王崑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译注

[9]我们也结合其使用者来考察它，也就是它的语用（pragmatic）面向，不过在此我们无须细究。

这就是三个“意义维度”

，查尔斯·M.莫里斯（CharlesM.Morris）在其颇有教益的文章《符号理论基础》中做出了清晰的系统梳理。

参见CharlesM.Morris，“Foundatiohe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