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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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4页）

发生却尚未发生。

它告诉他们哪些地方已经取得进步，又有哪些地方他们还做得不够好。

当然，对于某种病态“滞后”

的审察，会在一定程度上被其呈现出的历史伪装、被十分粗鲁地塞入“吁求”

之类貌似客观的用语的小规划弄得更加复杂。

从文化滞后的角度来陈述问题，等于在掩饰评价，但更重要的问题在于：自由主义实用派更容易采用哪些类型的评价？整体而言的“制度”

滞后于整体而言的“科技”

，这是个非常流行的观点。

它对“科学”

，对循序进步的变迁，抱持积极正面的评价。

简言之，这是启蒙运动在自由主义角度上的延续，它满怀理性主义；对于自然科学抱持弥赛亚性质的、如今在政治上看来天真幼稚的崇拜，不仅把自然科学看作思考的典范，而且视之为行动的榜样，还将其尊奉为进步的时间观。

把这种进步观带进美国的院校的，是曾经风行的苏格兰道德哲学。

从南北战争结束后，直到仅仅约莫一代人之前，从某种程度上说，构成美国城市中产阶级的还是生意日益扩张中的人，他们不仅掌握了生产工具，还获得了政治权力，也赢取了社会声望。

老一代社会学家中，许多学院人士要么来自这些上升阶层，要么积极与之融合。

而他们的学生，也就是他们思想的受众，则是这类阶层的产物。

屡屡有人指出，有关进步的观念通常适合那些正在收入和位置的层级上节节攀升的人们。

那些运用文化滞后观念的人，一般不会考察某些利益群体和决策者的位置，而他们可能正是造成一个社会的不同领域“变迁速率”

各不相同的背后因素。

你也可以说，就文化各部分可能运动的变迁速率而言，往往倒是技术在“滞后”

。

（20世纪）30年代的情况肯定就是这样，时至今日，在家用技术和人员交通之类的领域，情况依然大抵如此。

与许多社会学家对于“滞后”

的用法相反，索尔斯坦·凡勃伦的用语是“滞后、裂缝和摩擦”

（lag，leakandfri），并由此通向有关“工业与商业之对比”

的结构性分析。

他问道：“滞后”

在什么地方产生了不适？他试图揭示商人们是如何恪守企业规范而行事，培养起消极无为的习性，从而导致有效地侵害了生产和生产力。

他还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利润创造在私有制体系内的作用，但并不特别关心“去工匠化的结果”

（unworkmas）。

不过，重要的是他揭示了“滞后”

的结构机制。

但许多社会科学家在使用“文化滞后”

这个观念时，洗白了它的政治意涵，从而也丧失了任何具体的、结构性的附着。

他们将这个观念给一般化了，以求用于一切，但始终是散碎凌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