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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第1页）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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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数十年来，除了旧有的实用取向，又冒出来新的一种，事实上，是好几种新类型。

自由主义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再是一种改良思潮，而是福利国家中对于各项社会服务的管理。

社会学已经丧失了它的改良动力，愈益偏重于支离破碎的问题，趋向于零散的因果关系，从而转向保守主义，为企业、军队和国家所用。

随着这类科层机构日益主宰了经济、政治和军事诸秩序，“实用的”

意思也发生了转换。

人们认为，只有服务于这些大制度大机构的宗旨才能称得上“实用的”

宗旨。

[6]

或许我们能够用“工厂人际关系”

学派来便捷地示例新型的非自由主义实用取向（illiberalpracticality）。

[7]如果我们看看这种风格的“文献”

中指涉管理者和工人的所有用语，就会发现，谈论管理者时，基本都是沿循“聪明—不聪明”

“合理—不合理”

“有见识—没见识”

这样的路数，而提到工人时，基本都是沿循“快活—不快活”

“有效率—没效率”

“士气高—士气低”

这样的路数。

这些学者提出的建议，无论是直截了当还是间接默含，大多可以精确概括为如下简单公式：要让工人快活、高效、合作，我们只需要让管理者聪明、合理、有见识。

这就是有关工厂人际关系的政治公式吗？如果不是，那还包括什么？如果是，结合实际地讲，这个公式难道不是把工厂关系的有关问题给“心理学化”

了吗？它所依赖的基础，难道不就是有关各种利益之间的自然和谐的古典公式吗？只是现在这些公式令人遗憾地掺杂了人际关系的脆弱性，体现为管理者的不聪明，工人的不快活、不理性。

基于这些研究而概括出的建议，能在多大程度上让人事管理者通过增进对于雇员的理解，抵消他们针对管理方的非正式团结，放松自己自恃权威的做派，放宽对于雇员的操控，以此确保更为宽松、顺畅、有效的管理？上述种种，在士气（morale）这个“概念”

中凸显无遗。

在现代工厂工作，就是在等级制下工作：这其中有一条权威的脉络，因此自下观之，就存在一条服从的脉络。

大量的工作是准例行化的，这意味着为了提高产出，每一位工人的操作都是条块细分，模式固定。

如果我们把工厂结构的等级制性质和大部分工作的准例行化特征这两桩事实结合起来，就会清楚看到，现代工厂中的工作包含着纪律：迅速地、相当模式化地服从权威。

所以，人际关系专家如此遮遮掩掩地处理的权力因素，其实对于充分理解士气问题可谓至关重要。

说到底，工厂既是实施工作的场所，也是形成社会关系的场所。

有鉴于此，要界定士气何谓，我们就必须同时考虑客观标准与主观标准。

从主观角度上说，士气似乎意味着愿意去做手头的工作，高高兴兴去做，甚至享受做的过程。

而从客观角度上讲，士气好像是说工作做得富有效率，以最短的时间、最少的麻烦、最小的开支，完成最多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