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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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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实用取向带来了社会科学的新形象，也带来了社会科学家的新形象。

新的机构出现了，包括工业关系中心，大学的研究部门，企业、空军和政府中的新设研发分支，安置了这种非自由主义的实用取向。

它们并不关注生活在社会底层的那些饱尝打击的人们，如惹是生非的坏小子、有失检点的烂女人、居无定所的流动工、尚未归化的移民。

恰恰相反，无论在事实上还是在幻想中，它们都关联着社会的顶层，尤其是那些通晓事理的工商经理和掌握大笔预算的军队将领。

社会科学家们和远超福利机构和县府农业家政顾问[9]的高层级公私权力结成了专业上的关系，这在其各自的学科发展史上都是头一遭。

他们自己的定位从学院转向科层，他们面向的公众从改良运动转到决策集团，他们研究的问题从自己的选择转为新主顾的要求。

学者自己在思想上的叛逆对抗往往趋于和缓，更加迎合行政管理的实用考虑。

他们大体接受了体制现状，倾向于从管理者相信自己面对的那些困扰和议题中梳理出问题。

我们已经看到，他们研究的是不安现状、缺乏士气的工人，考察的是“不理解”

管理人际关系艺术的管理者。

他们还兢兢业业地服务于传媒广告业的商企目的。

对于处理“人际关系”

的管理技术专家，和给作为权力体制的工商企业提供的新的正当性辩护而言，需求都大大增加了，而新型实用取向就是学院对此趋势的回应。

对于人员和意识形态的这些新需求之所以出现，是因为美国社会里的一些具体变迁，如工会兴起成为竞夺效忠的核心，以及萧条期间公众对于工商业的厌憎；也因为现代企业权力的规模庞大，高度集中；还因为福利国家愈益扩张，得到公众接受，并加强了对于经济事务的干预。

诸如此类的发展趋势也都体现在商界高层的转化中，他们从所谓经济上讲求实用的保守主义，转向了政治上老于世故的保守主义。

实用保守主义者还带有乌托邦式资本主义的自由放任意象，从未真正接受工会是政治经济体制的必要属性或有用属性。

一俟可能，他们就会敦促解散工会或对工会加以限制。

在这里，就现在，实用保守主义者的公开目标一向是争取私人获利的自由。

这种直言不讳的观点依然盛行于许多小型企业圈，尤其是零售商，但在大型企业那里也是如此。

其中最大的几家企业，如通用汽车公司和美国钢铁公司，相较于其他大企业而言，往往更明显地体现出它们所称的保守主义的那种“实用取向”

。

纵观历史，实用保守主义有赖于一点：事实上，商人从未觉得需要有什么新创的或更老于世故的意识形态，他们的意识形态的内容与广泛流传、不受质疑的公共观念的内容可谓水乳交融。

当新的权力核心尚未合法化，尚无能力用既有的权威符号来掩饰自己，却已逐渐兴起时，就需要有新的意识形态来给出正当化辩护。

老于世故的保守主义者的特点，就在于用着自由主义的符号，却是为了保守主义的目的。

他们的源起至少可以回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时的工商业正受到专注揭露丑闻的调查人员和一意清除积弊的新闻记者的攻击。

在大萧条的氛围之下，加之通过了《瓦格纳法案》[10]，他们再度得到发展。

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他们开始占据支配地位。

与右翼实用主义者的普通成员截然相反，老于世故的保守主义者非常敏锐地捕捉到了赢取利润所面临的新的政治条件：在当下的经济体系里，强有力的工会与强有力的工商联盟针锋相对，共处于不断膨胀的自由主义国家的管理框架中。

他们迅速看出，在这个时代，当工会和政府彼此竞夺工人和公民们的忠诚时，就需要有新的符号来为自己的权力提供正当化辩护。

在新型实用取向下，工商业者的关注点通常显得一目了然。

但教授们呢？他们的关注点是什么呢？与工商业代言人不同，他们首要关注的并不在于实用取向的赢利性、管理性或政治性等方面的意义。

对他们来说，诸如此类的结果基本只是通向其他目的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