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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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第2页）

我认为，其他目的最终汇聚在他们自己的“生涯”

上。

诚然，有了新的研究活动、新的咨询业务，自己的薪酬也可能有些许增长，教授们肯定也会欢迎的。

他们不一定满足于帮助管理者在管理其工厂的时候，挣的钱更多，惹的麻烦更少。

他们帮着为既存的工商权力打造更可接受的新型意识形态，自己的权力也不一定会大幅提升。

只要他们还是学者，那些学术之外的目标就不一定聚焦在这样的满足感上。

工商业和政府总体规模得到扩张，也愈显科层特征，企业、政府和工会之间也出现了新的制度关系，这两点趋势都促生了新的工作机会。

在一定程度上，学者们的参与就是对此做出的回应。

这些发展趋势意味着对专家的需求不断增长，与此相应，职业生涯不仅在大学内部，也在大学外部开启了。

为了回应这些外部需求，高等学术中心愈益倾向于生产看似不涉足政治的技术专家。

即使那些留在学院中的人，也已经可以选取一种新式的职业生涯，不同于旧式的教授。

我们不妨称之为“新式企业家”

的生涯。

这类雄心勃勃的顾问，通过确保大学外部的声望乃至小规模的权力，也能推动其在大学内部的职业生涯。

最重要的是，他能够在校园内设立一所财源可观的研究与教学机构，将学术共同体带入与现世人事的鲜活接触。

这群新式企业家置身自己那些更固守书斋的同事中，往往可能成为大学校务的领导者。

我想我们必须承认，美国的学术职业常常不能够使那些雄心勃勃的人满足于单纯的学术生涯。

这门职业的声望尚不能抵消往往连带着的经济上的牺牲。

许多学者所得的薪酬以及由此铸就的生活方式常常颇为凄惨，再加上他们意识到，相比于已经赢得其他领域里可以获取的权力与声望的那些人，自己往往聪明得多，这就更加剧了他们的不满。

在这些闷闷不乐的教授看来，社会科学的管理应用方面的新发展提供了能让人满足的机会，这么说吧，可以不必当上院系老大，去当经理好了。

不过，即使在愈发急切的年青一代里面，也时不时有证据表明，这些新式的职业生涯能把教授们拖出学院陈规，也完全可以把他们丢进至少同样令人不快的某种境地。

无论如何，这一切令人担忧，新式学院企业家常常显得并不清楚自己的新目标究竟是什么。

事实上，就连可以从哪些方面界定成功实现了这些模糊目的，他们也往往显得心里没谱。

这不正是导致他们深陷心烦意乱、焦躁不安的心境的根源所在吗？

美国的学术共同体作为整体，在道德上是对自己已然涉足其间的新型实用取向开放的。

无论大学内外，处在学术中心的人们都成了行政管理机器里的专家。

这无疑使他们的关注，使他们原本可能有的政治思考格局趋于狭隘。

美国的社会科学家们作为一个群体大规模地参与政治，这种事情就算曾有，也是相当罕见的。

而转向技术专家角色的趋势更加固了他们与政治无涉的姿态，减少了（就算可能有）他们的政治涉入，由于弃之不用，他们就连把握政治问题的能力也往往弱化了。

你经常会碰到一些新闻记者，相比起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甚至我要遗憾地说，相比起政治学家，他们在政治上都要更为敏感，更有见识。

之所以如此，上述趋势也是原因之一。

美国的大学体制就算能提供政治教育，也是非常少见的，它很少教学生如何评估现代社会中整体权力斗争的事态。

对于共同体中叛逆反抗的这些部分，绝大多数社会科学家很少甚或毫无持久接触。

不存在一家左翼出版社，能让一位普通的学术从业者在其职业生涯当中，与之结成相互教育的关系。

不存在一股运动，能为政治知识分子提供支持，赋予声望，更不要说给份工作了。

而在劳工团体中，学术共同体即使有什么根基，也是微乎其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