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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1页）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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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各类学派所使用的口号中，最常见的莫过于“社会科学的宗旨就在于预测并控制人的行为”

。

现如今，在某些圈子里，我们还能听到许多有关“人类工程”

的讨论，这个没有明确定义的用语经常被误当作一项清晰显见的目标。

人们相信它清晰显见，因为它依赖于“主宰自然”

和“主宰社会”

之间不被质疑的类比。

有些人非常热衷于“把社会研究打造成真正的科学”

，认为自己的工作在政治上保持中立，在道德上无所挂怀，那些习惯于使用上述用语的人，很可能就属于这类人。

他们的基本观念通常都会被阐述为社会科学“滞后”

于自然科学，从而需要缩小差距。

对于我前文所描述的许多“科学家”

来说，这些技术专家至上论的（teocratic）口号等于充当着某种政治哲学的角色。

他们以为自己正像设想中自然科学家处置自然那样处置社会。

他们的政治哲学就蕴含于一个简单的观点中：只要人们现在用来控制原子的那些“科学方法”

被用来“控制社会行为”

，人类面临的诸般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人人都能安定和平，尽享丰足。

这些用语的背后隐含着一些有关权力、理性和历史的奇特观念，它们都不清不楚，混淆一团，可悲可叹。

这类用语的用法暴露出一种只追求合理性的空洞无物的乐观主义，究其根基，是对理性在世间人事中可能承担的几种角色，对权力的性质及其与知识的关系，对道德行动的意涵，对知识在道德行动中的位置，对历史的性质一概浑然无知，不知道事实上，人不仅是历史的被造物，而且有时会是历史中的创造者，甚至是历史本身的创造者。

这些议题都会影响到社会科学的政治意涵，因此我得来讨论一番。

不过在此之前，我想先简要考察一下持技术专家至上论的哲学家们的核心口号，即有关预测和控制的这一条。

要想像许多人那样轻松平常地谈论预测和控制，就要接受科层官僚的视角。

马克思曾经指出，在这些人眼里，世界就是一个有待操控的客体对象。

要说清楚这一点，不妨举个极端的例子：如果有个人拥有一套精妙而强大的装置，能够控制一股驻扎在一个没有任何敌人的孤岛上的军队，你必然会同意说，此人处在控制的地位上。

如果他充分使用其权力，也制订了明确的计划，他就能够在相当小的误差范围内预测出，在某年的某一天的某个时辰，每个人都会做什么。

他甚至能够非常准确地预测出这群人里各色人等的情绪，因为他就像操控无生命的客体对象那样操控他们。

他有权力推翻他们自己可能有的许多计划，有时还可能蛮有道理地自视为全能的专制君主。

如果他能控制，他就能预测。

他掌控了“规律性”

。

但我们作为社会科学家，或许不会觉得自己的研究对象可操控性这么高，或许不会自视为开明专制君主，傲视芸芸众生。

至少可以说，要做出上述任何一种设定，就等于采取了某种对教授们来说似乎很奇怪的政治立场。

历史上没有任何社会是被紧密包裹在我假设的军队的那种严格框架下构造出来的。

社会科学家也不是历史上的将军，我们不妨为此感到欣慰。

但要像许多人那样将“预测与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