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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王朝国家到民族国家（第5页）

“族群认同与政治认同的统一与分歧”

三个概念，来揭示“异域”

社会自身传统的延续性及其在塑造新秩序中的作用。

关于“内部竞争引导王朝扩张”

，我指出了两种情况。

第一，一个看似统一的周边族类的部落或政权中，往往充斥着各种利益团体，呈现出内部竞争的状态。

当与中央王朝发生接触之后，某些团体或其领袖人物可能会因应新的政治情势，积极引导王朝的力量介入本部落或政权的事务，在此过程中，他们和中央王朝各自或多或少地满足了自己的所需，一些新制度或新秩序甚至可能就此产生。

以水西勾政权为例，这是具备较强凝聚力的强大政治实体，但内部有四十八支，勾政权的君长在其中轮流产生。

这造成了一个复杂的现象，一方面，勾政权的强大与统一制约了王朝的扩张，另一方面，为了本支乃至本家庭独揽君长之职，明正统年间，安陇富通过为朝廷东征西伐换取支持，于是由他们一家世袭君长的嫡长子继承制得以确立，这一制度不但符合明王朝的观念，而且有助于明朝加强对土司地区的控制。

第二，有的扩张中，王朝并没有明显地介入，形成一种“（王朝）未出场的扩张”

，这种扩张通常发生在“新疆”

“旧疆”

等已纳入王朝“版图”

的区域。

例如，李文良的研究揭示，台湾岸里社熟番于康熙年间响应政府的垦荒政策，取得了在大甲溪南垦地的权利，但在18世纪末，因为部落内部的权力斗争以及外部汉人的农垦压力，各关系人通过各种办法，竞相把地权来源追溯到帝制时代最能象征合法、正统权力来源的皇帝身上，使得一个边远的地区，成为符合帝国象征与规范的地域。

在这样一种“未出场的扩张”

中，王朝所获得的，主要不是新的土地或更多的编户，也不是能够更有效地控驭周边族类的制度，而是地方上更多的人群对自己的权威、象征的认同。

关于“新秩序中的旧传统”

，我指出，土司制度乃至改土归流等任何举措，都不能立即创造出新秩序——尽管表面看起来似乎如此，从“异域”

到“旧疆”

的演变，是两种不同制度与传统间互动与妥协的结果。

例如，由于水西、乌撒在实行土司制度之前，已经存在着一套以则溪制度为中心的、有着深远历史根源的制度化的政治权力架构，所以，直至清代末年乃至民国时期，中央在当地的统治，从形式到内容上都带有明显的“地方性”

色彩。

元明土司制度规范的主要是土官与王朝的关系，勾政权制约了王朝的扩张，使得王朝很难在勾政权的领地内赐封小土司，也无法编定里甲。

清初勾政权瓦解后所建立的流官制与里甲制，也是在改造彝族原有的则溪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并非一个全新的创造。

此外，虽然清王朝在该地域实施了改土归流，但原来勾政权中的土目仍然长期存在，其影响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

关于“族群认同与政治认同的统一与分歧”

，我指出，在广阔的西南地区，非汉族类对王朝国家的认同呈现出两种情形。

一种是连带着将自身的族类身份也改变了，出现了许多少数民族认同汉人身份的例子，甚至许多土司也声称自己源出汉人。

此即“族群认同与政治认同的统一”

。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土司、土目中很少出现这种现象，甚至在改土归流之后，我也尚未发现有彝族土目自认为是汉人的例子。

认同王朝国家并不意味着认同汉人身份，我称之为“族群认同与政治认同的分歧”

，并从政权与文字传统来予以解释。

水西与乌撒至迟在宋代就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政权组织，并且拥有自己的文字。

关于本族的来源以及统治本地的合法性——这一切当然都与汉人无关，早就书写在用本族文字所创作的家谱、历史书籍以及宗教文书中。

文献与口碑最大的不同是，前者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当的稳定性，而且这些文献的内容经常要由勾政权中的布摩、慕史在不同的场合宣讲、传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