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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王朝国家到民族国家（第6页）

这样就使族人对本族的来源以及统治此地的合法性形成了牢固的记忆，并且这种记忆受到固定化了的文献的规范。

元、明王朝的势力介入西南地区，水西与乌撒建立了土司制度，但勾政权制约了王朝的扩张，王朝的势力难以深入，不管是土司还是普通彝人都珍惜自己的高贵身份，绝不可能声称自己源出汉人。

变化仅仅出现在关于统治合法性的认知方面，勾政权的上层分子一面继续将其归因于本族的美好根源，一面又与王朝扯上关系——这是一种充满矛盾的认同。

清康熙年间改土归流之后，对族源的那种强大而牢固的记忆仍然不易消亡，并且原勾政权中的土目与布摩仍然存在，大量的彝书也还继续在民间使用与流布，所以黔西北的上层分子乃至许多普通彝人并不轻易转向汉人的身份认同，甚至他们在取得功名后也是如此。

例如，普坑底的黄氏是当地的望族，清中期后出了不少读书人，但他们仍把占有普坑底的合法性归于水西君长的赏赐，并且毫不掩饰自己的非汉身份，称“余上世祖考世系，往往迭出于夷册书籍”

，可见彝书在维持娄素族类身份方面的重要作用。

五、大一统体制的弹性

传统中国的大一统体制能够不断扩展并长期延续的关键之一，在于它的灵活性。

统治者们并不是把一套既定的制度与意识形态一成不变地推广到西南地区，异域、羁縻、新疆、旧疆的差别体现出了弹性与务实性。

即便进入了王朝“版图”

之内，传统大一统结构依然能够根据形势为地方预留一定的表达自我的空间。

这些看似姑息“地方主义”

的灵活性反而有利于王朝制度与意识形态的推行与渗透，促进了新秩序的稳定以及地方对王朝的认同。

在叙事上，我抓住制度、开发、认同三个关键词展开。

有人可能认为我的关注点在地方社会，但在我们看来，不管史学研究如何“城头变幻大王旗”

，制度（既包括王朝的制度，也包括地方自身的制度）始终是中国历史研究的根基之一，根基不厚而跟随所谓学术前沿亦步亦趋，无异于水上青萍，虽时髦而不免流于浮华。

制度必须置于人的行动中来理解才有意义，虽然不能线性地认为制度决定着开发与文化认同，但它是我整个分析的切入点。

以上思考，算是对那个少年时拨动我心弦的问题的一个回答。

2002年我博士毕业，四年后我的书稿大致修订完成，距离1996年那个炎热的夏天，正好十年。

答案还很不成熟，但十年的青春岁月就在寻求解答的过程中如水而逝。

博士毕业后，我开始思考新的研究方向，经历过一段迷惘时期。

2005年的某一天，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的张兆和教授来中山大学开会，建议我同他一起去申请香港研究资助局的项目，以便搜集、整理、研究民国时期西南少数民族精英用汉文书写的文献，考察他们如何想象自己的族群身份以及国族认同等问题。

我与张教授的分工是，他负责苗族，我负责彝族。

听完张教授的谈话，我陡然间灵光一现：我过去研究的是中国王朝国家的性质，但晚清以降，中国已逐渐演变为一个民族国家。

在这个宏伟的变迁过程中，西南的那些非汉人群如何因应呢？他们自己的传统，会在其间发生什么作用呢？这可是我过去研究的自然延伸啊。

这一发现令我兴奋莫名！

我愉快地接受了张教授的邀请。

2006年9月，我们的研究计划以“WritingIndigenism：Nouals'eseWritingsonMiao-YiIdentitiesaiSouthwestaduringtheRepubliPeriod”

为题，获得了香港研究资助局的立项资助。

四年后，当我们结题时，张教授已经搜集、整理了梁聚五、石启贵、杨汉先等湘黔苗族精英的大量论著，出版了《梁聚五文集》（上、下册）[7]，发表了一系列研究论文，而我则主要搜集、整理出《岭南电文集》（上、中、下三册）、《李仕安文集》（上、下册）、《曲木藏尧文集》[8]。

虽然还存在种种不足，但我们自信已经为学界做了一些基础性的工作。

在全国各大公藏机构翻阅民国时期浩如烟海的报刊档案，搜集彝族精英们的论著的过程，恰如行走在山**上，美景应接不暇。

我逐渐意识到，尽管在绵延两千多年的正史书写系统中，西南地区的人群作为非汉族类一直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但进入民国后，在汉族、满族、蒙古族、回族、藏族“五族共和”

的框架下，他们却面临着既非汉人也非少数民族的尴尬，也因此享受不到一些应有的权利。

这深深刺痛着当时西南非汉人群的精英们，他们持续不断地通过著述、演讲、请愿、结社等方式，提醒中央政府和主流社会正视他们作为一个“民族”

的存在。

当然，他们的声音在近现代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大潮中只是涓涓细流，时过境迁之后，更是逐渐消散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