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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王朝国家到民族国家（第7页）

现在研究中国近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学者们，目光主要放在中国内地的变迁与汉族精英分子们的身上，他们眼角的余光可能会扫过蒙古族、回族等“大族”

，但有多少人去真正关注西南边陲那些被掩盖了的声音呢？张兆和教授是对此展开较早探索的学者，他以民国时期苗族知识分子的自我身份表达为话题，自1999年起就陆续发表相关论著，直接启发了本书的研究。

2006年，李列在其大作中，从本位的视角，讨论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彝族学者对本族的研究，并将这些研究与建构自身民族认同、追求政治权利结合起来，与我的思考有相似之处。

[9]不过，大量民国时期彝族学者的论著与相关档案并未被利用。

更重要的是，彝族学者的那些建构与表达，与之前西南地区历史的关联性，也基本被李著忽略了。

2008年，在拙著《从“异域”

到“旧疆”

：宋至清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制度、开发与认同》的结尾，我明确说明了自己接下来的研究问题，以及贯通所谓古代、近代来加以解决的思路：

清末民初以降，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传播、西方传教士的活动、政府的基层政权建设等等，导致了革命性的新变局，在新的政治、文化环境中，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怎样想象与建构自己的族类身份以及更高层次的国族或中华民族？相对于学界研究较多的汉人官员与知识分子的民族国家表述与实践，这类想象与建构可能会呈现出哪些特色？这些问题关系着对传统中国如何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理解与认识，笔者希望能够在今后的研究中予以回答。

可以肯定的是，近代的想象与建构不会是一个全新的创造，只有联系“异域”

进入王朝“版图”

的历史，在“彝威”

、“汉威”

、“洋威”

交织的过程才能得到妥帖的理解。

事实上，彝族精英们的那些论著，文字通畅，文意浅近，把握起来似乎不难。

但要深究为何如此表达，却殊非易事，必须回到之前更久远的历史中去寻求答案，而这正好是我过去那本书的内容。

这真是一种幸运！

把过去的研究贯通到近代之后，我对当代的彝族认同问题也产生了一点表达的欲望。

彝族人口近900万，分布在川、滇、黔、桂等省区。

在以斯蒂文·郝瑞（StevanHarrell）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学者看来，中国的历史上并不存在一个叫“彝族”

的共同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把一些存在复杂差别且缺乏内部认同感的人群划为了“彝族”

。

因此，彝族是“局外观察者指定或构建出的一个范畴”

，直到改革开放以后，一种新的彝族意识才出现并发展起来。

[10]

郝瑞的研究符合“第二次世界大战”

以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有关人群共同体研究的潮流。

有意思的是，当我带着这种主位立场，参照郝瑞的族群概念与标准，试图去接受其结论时，却产生了更大的困惑。

我发现，虽然“彝族”

的族称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定的，但自宋代以迄民国，在今天被界定为彝族的这个人群范围中，上层分子一直在建构一个横跨今川、滇、黔三省的大范围的人群共同体，今天的民族识别只不过是在此基础上的延续，并且深受过去那段历史的影响。

这些想法，我以《彝、汉文献所见之彝族认同问题——兼与郝瑞教授对话》为题，于2007年发表在《民族研究》上[11]，它们会有机地融入这本小书中，获得更坚实的基础与更丰富的意义。

2010年，《岭光电文集》在香港出版，我写了《“夷族”

意识、“夷务”

实践与彝族文化——写在〈岭光电文集〉出版之际》一文，权充该书导论。

在文中，我揭示了岭光电等西南非汉族群的精英分子，从何种途径，凭借何种资源来想象与表达他们的族类身份及其与整个国家的关联。

此文与上述《彝、汉文献所见之彝族认同问题——兼与郝瑞教授对话》一起，为我的问题提供了一个简明的回答。

思路已经很清晰，框架也已完成，我以为再有两三年时间，就可以完成一部二三十万字的书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