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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王朝国家到民族国家（第8页）

但我显然低估了自己的懒散以及各种事务的烦琐性，从2005年提出问题开始，又一个十年过去了，我在许多场合做过相关学术报告，但除发表过两篇论文之外，没有就此撰写出任何学术论著。

我在北京、南京、成都、西昌、雅安、广州、台北以及网络上所搜集到的大量文献与口碑资料，以我目前的状态，如要认真解读，尚需数年工夫，现在就成书付梓，自然事出有因。

首先，这套“历史人类学小丛书”

的宗旨深深打动了我，并让我找到了一个为自己的慵懒与粗疏辩护的借口。

篇幅的限制，使我必须专注于问题的分析、思路的阐述以及历史过程的勾勒，而不必拘泥于细节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其次，我打算涉及的许多具体内容，一些学者已先我写出论著。

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赵峥的博士论文[12]，该文在史料上较前人有了极大拓展，对民国时期中央政府与四川军阀复杂博弈的背景下，彝人精英争取成为一个“民族”

方面的抉择与行动做了细致梳理。

这使得我没必要再去致力于一些史实与过程的研究，而是围绕我的问题来展开讨论。

进入正文之前，有必要做一个简单说明。

按照当代的民族分类，本书的主人公们，主要属于彝族。

但彝族内部支系繁多，自称各异，计有“诺苏”

“娄素”

等数十种，民族识别之前，在汉语语境中，他们则常常自称或被他称为“夷人”

“夷族”

。

不过，“夷族”

与“诺苏”

“娄素”

等所指人群有重合但不等同，而且与“彝族”

所涵盖的人群同样存在差异，为了避免混乱，使论述更富学理，本书遵从如下原则：第一，史料中的“夷”

，仍从其旧，不擅改为“彝”

，但绝不认同其中所含有的贬义；第二，当用自己的语言叙述时，本书或为夷加上引号，或径改为“彝”

。

读者须注意的是，凡叙述民族识别之前的历史，本书中“彝”

所涵盖人群的范围，与“夷”

等同，不能简单对等于今天的彝族。

下面，就让我们进入民国时期。

[1][美]J.R.麦克法夸尔、[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革命的中国的兴起（1949—1965年）》，谢亮生、杨品泉、黄沫等译，14～1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2]温春来：《从“异域”

到“旧疆”

：宋至清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制度、开发与认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3]读者可能会问：为何以宋代为起点？之前的汉、唐难道没意义吗？我的回答是，从区域社会史的角度来看，就目前的资料而言，我无法建立起宋代贵州西北部地区的非汉人群与之前历史的延续性。

例如，贵州西北部地区被划定为彝族的群体，我不但可以知道他们在民国、清、明、元的对应人群，而且可以通过丰富的文献，确凿地揭示其社会演变情形，甚至将其与宋代的罗殿国联系起来。

但再往上追溯，我就只看到一些族称以及蛛丝马迹般的记载，很难确知人群的对应关系，更无法知道其社会组织的情况及演变。

[4]“化内”

“化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