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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王朝国家到民族国家（第9页）

等词语在使用过程中往往因时、因地、因事、因人而呈现出种种不确定性，同样一个地区，在渲染王朝的文治武功时被标榜为“与中州等”

的化内之地，在强调其风俗粗陋、难于治理时则被贴上“蛮夷”

“化外”

等标签，有些明朝称为化内的地方，清朝则认为明时尚属化外。

通常而言，建立了流官政府并能将当地百姓籍为编户的地区，朝廷往往不再以“化外”

视之，但也有些新纳入王朝版图之地，如清代湖南的凤凰、乾州、永绥，出于在法治方面还援用当地的“苗例”

等原因，所以在一些场景中仍然被视为“化外”

。

参见《湖南省例成案·名例》卷一《化外人有犯》，嘉庆十八年湖南按察司刻本。

[5]例如，对台湾、今贵州东南部等许多地区的经营就未经历过“羁縻”

阶段。

黔东南是清前期著名的“新疆”

，统一台湾之初，台湾也曾被视为“新疆”

。

当然，进入“版图”

成为“新疆”

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成了王朝的编户齐民，即便在王朝统治的中心区域，也有不少人游离于国家的户籍之外。

[6]这一部分内容，在我的书中已有充分体现，但我并未明确提出“内部边疆”

与“内部边疆的消解”

。

2013年9月6—7日在海口市召开的“南海发展与合作论坛”

上，我做了《中国古代的陆疆与海疆开拓》的报告，正式提出这一说法，2014年5月17—18日在遵义召开的“播州土司历史与文化”

学术研讨会上，我受邀做大会主题演讲，我的演讲题目就是《“内部边疆”

的消解》。

[7]张兆和、李廷贵主编：《梁聚五文集——民族·民主·政论》，香港，香港科技大学华南研究中心，2010。

[8]《岭光电文集》由我与岭先生之子尔布什哈共同整理，2010年在香港科技大学华南研究中心出版。

《李仕安文集》《曲木藏尧文集》则因经费所限没有同时推出。

[9]参见李列：《民族想像与学术选择——彝族研究现代学术的建立》，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0]参见[美]斯蒂文·郝瑞：《彝族史学史检讨》《从族群到民族？——中国彝族的认同》《诺苏、彝族与中国及国外更广阔的天地》，见[美]斯蒂文·郝瑞：《田野中的族群关系与民族认同——中国西南彝族社区考察研究》，巴莫阿依、曲木铁西译，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

[11]温春来：《彝、汉文献所见之彝族认同问题——兼与郝瑞教授对话》，载《民族研究》，2007（5）。

有必要指出的是，后来郝瑞对自己那个过于武断的结论有所反思，但他完全没有联系民国及其之前的历史来进行论证。

[12]赵峥：《边地攘夺与“少数民族”

的政治建构：以民国时期西康宁属彝族问题为中心》，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