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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族共和之外02（第14页）

那时砥中在重庆开了家和丰银行[139]，他用车接李先去他位于重庆南温泉的家，住得相当豪华。

1948年，国大召开，西康“夷族”

组团去南京观光国大，由杨砥中当交际，李先生说：“本来是想让我做交际，但我推给了杨砥中，他在南京住得久，各部门他都熟，办个手续、做个什么都好打招呼。”

李先生说得没错。

砥中虽然其貌不扬，但社会活动能力超乎寻常！

这是一位非常自信的人，继承了祖上的大片土地而能继续开拓，在商界展示着出色的经营才华，积极接近政界权贵又能鼓动下层民众，对本民族文字、本民族经典、汉文史籍以及西南民族史有相当程度的了解乃至研究，中央军校的学习又使他可以跟上现代教育的步伐。

他精力充沛，活力四射，个性极为鲜明，优缺点一体两面：为人慷慨豪迈而又高调张扬，胆大勇敢而又常冒失逾矩，多谋而又流于狡黠，能从容于任何大场面而又好出风头。

国民政府文官处对他的评价是：

聪明健壮（有麻子），诡觉机警，善言辩（好夸谈），有胆识（近似流氓）。

先世为西南大土司，有名望，家产素丰，可资运用，自幼即在汉人地区生活，对于中央地方各种情弊好尚相当了解，故常联络土民在地方滋事，自己从中乘机取巧，曾在禄国藩部下任过军官，与云南军方面稍有联系（同属苗夷），为土著中之狡黠份子。

[140]

高玉柱在京、沪一带的活动，震动着杨砥中，激发起他人生的又一个奋斗方向。

中央政府因抗战西迁，他闻风跟至重庆，就在这里邂逅了高玉柱、喻杰才、岭光电等许多“夷族”

精英。

1938年赴渝请愿时，杨砥中已决定以重庆作为自己事业的所在地，众人也已推举他为西南夷苗土司民众代表联合驻京办事处的四名常驻代表之一，但请愿行动失败，使他暂时看不到留在重庆的价值与意义。

此后，他一面与高玉柱等人在渝组织成立西南边疆民族文化经济协进会，一面将活动的重心转移到了贵州。

在黔省，除与玉柱等发起明显逾矩的西南夷苗民族解放大同盟外，他又于1939年向贵州省政府呈请组织贵州边区文化经济协进会。

他强调，“夷苗”

人口数千万，绵亘数千里，但数千年来未经开发，“遂至交通梗阻，感情隔膜，边区文化既极形低落，边民生活尤倍感痛苦”

，加以语言不同、习俗各异以及民族歧视，外国人乘机窥伺边地，这样，“不特减少完整之国力，亦即当前亟须解决之一问题”

。

值此抗战建国之非常时期，“西南边区夷苗同胞对于国家民族实应贡献人力财力以尽其应尽之责任”

，希望能够联络社会上先进人士与“夷苗”

中优秀分子，“在钧部领导之下精诚团结共赴国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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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数年，在当时的文献中我尚未发现他参与社会活动的记载，一些文史资料弥补了这一空白。

有回忆说，当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在川滇黔边区活动时，蒋介石于1940年10月在重庆召见杨砥中，亲赐他“忠孝传家运，华国可长春”

的字匾，封他为川滇黔边区的“土司民众代表”

“剿匪司令”

，并发给他一些武器，让他全权负责川滇黔边的剿匪任务。

自重庆返乡后，各处土司和周边头目都争着拜见他，他四处游说，招兵买马，仅一两个月，就组织起武装七八百人。

1940年11月，游击队突袭林口，双方在箱子口一带交火，最后讲和收兵。

[142]

蒋介石是否在1940年10月接见杨砥中尚需进一步核实，封他为“土司民众代表”

，则绝无可能。

事实上，所有“夷苗”

代表都是自称，无一是官方正式赐封。

请愿或晋见时，向高层表示自己是受土司与民众推举的代表以证明合法性，而只要中央方面没有公开质疑，返乡时，则称得到中央的认可以自重，这种策略，砥中并不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