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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选择性共同体到普遍性共同体（第8页）

，都属于中华民族，这就是最外层的圈子。

对本书提及的任何一位精英，都可以画出一幅类似的身份意识圈层图，它随着群体交往类型的增减而不断变化。

我们发现，不同时期、不同角度的共同体记忆，层累地体现在“夷人”

精英们的身份意识中。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对过去的照单全收，现实之刀，对过去进行了剪裁、增添、调适与组合。

四、选择性共同体的全民化

大的人群共同体都有着建构的性质，但建构不是现代人的专利，历史时期的西南非汉人群的上层，同样在建构着不同层次的人群范畴并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后人的建构，只不过，每个时期的人们，都会根据所处的情势进行选择、删改与增添，如是而已。

在传统时期，横跨今川、滇、黔三省的“娄素（诺苏）”

共同体的建构者们，主要是君长国上层，他们的共同体，将下层排除在外，是一种选择性共同体。

这一共同体在民族主义时代经历了“全民化”

改造，并且因为要向汉文文献系统中的“夷”

靠拢而在地域上有所扩大。

民族主义是超越阶层的，它用同胞、公民之类的概念将伟大人物与普罗大众等同、联系起来了。

在民族主义时代，岭光电等“夷族”

精英要建构的是一个上、下层全体参与的“全民化共同体”

，只有将“白夷”

等一般民众纳入进来，“夷族”

共同体才有意义。

本书的主人公们自己带头超越了这种等级的鸿沟，并不断对下层进行启蒙。

由于凉山的独立状态及其内部的四分五裂，兼之滇黔“夷人”

杂居各处等原因，他们对下层的启蒙远未完成。

更重要的是，时代的大潮并不由他们主导，虽然他们主动投身其中，并努力激起了自己的浪花，但并不能从根本上影响潮流所向，所以，民国时期的“夷族”

全民化共同体建构离成功尚远，一直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识别出“彝族”

后，这一过程才大致完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彝族识别，不能理解为一个全新的创举，它是过去共同体建构的延续，它虽然添加进了时代的新内容，但也受到历史以及历史记忆的限制。

看不到这种延续性，将彝族理解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建构出来的人群范畴，无疑是不合理的。

本书的研究表明，西南地区的不少非汉人群具有建立地方性政权的悠久传统，至迟从宋代开始，直到清初的漫长历史时期，在今天被识别为彝族的人群中，曾出现若干君长国，君长国之间的交往遍及滇中、滇东北、黔西北、黔中、黔西南、川南，并与四川凉山地区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一共同体的历史渊源及其相关记忆，对民国时期西南地区的“夷族”

建构，产生了深远影响。

民族识别是在此基础上的延续，因此，从族源与世系的自我认识、是否属同一群人的自我界定、族内婚意义上的联姻情况等“主位”

方面，我们不难发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进行民族识别以前，在今天被划定为彝族的人群范围中，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族群意义上的认同。

虽然这一认同的范围与今天彝族的范围存在着差异，但两者之间的相关性与延续性显而易见。

[1]JamesC.Scott，TheArtofNotBeingGoverned：AnAnarchistHistoryofUplaAsia，NewHavenLondon，YaleUyPress，2009.

[2]参见中国人类学评论网，http：.100500004.html.

[3]《水西制度》与《水西和扯勒的赋税》尚未出版，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前组长王继超先生为我讲述了两书赋税方面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