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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选择性共同体到普遍性共同体（第9页）

[4]参见温春来：《从“异域”

到“旧疆”

：宋至清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制度、开发与认同》，183～223、286～289页。

[5]参见《水西安氏族谱》（见《北京图书馆藏家谱丛刊·民族卷》，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之《罗甸安氏世系》。

孟获、安南等显示族谱编修者在以彝书为主的同时，又加进了从汉文史籍中习得的一些知识，显示出族群认同的复杂性。

而南诏国是否彝族所建至今在学界仍有争议。

[6]参见高玉柱：《夷苗民族概括》，载《新夷族》，第1卷，第2期，1937。

[7]方治：《为西南夷苗同胞进一言》，载《新夷族》，第1卷，第2期，1937。

[8]梁聚五的《苗夷民族发展史》曾于1950年以铅印版流传，1982年贵州民族研究所作为内部资料重新排印时更名为《苗族发展史》。

张兆和、李廷贵将该书收入《梁聚五文集》上册。

[9]例如，明代首辅高拱记述安抚水西土司经过的《靖夷纪事》，清代康熙笼春堂刻本改作《靖彝纪事》。

事实上，以“彝”

代“夷”

的情形是如此普遍，以至于乾隆皇帝谕令四库馆不得改书籍中的“夷”

字作“彝”

（《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二《刘逢禄传》），但在时人所作的各种公文和书籍中使用“彝”

字似乎不在禁止之列。

[10]参见李绍明、冯敏：《彝族》，2页，北京，民族出版社，1993。

一说，“彝”

有米有丝，象征着彝族有米吃，有丝穿。

参见巫达：《社会变迁与文化认同——凉山彝族的个案研究》，19页，上海，学林出版社，2008。

[11]岭光电：《倮情述论》，63页。

[12]参见中国人口情报资料中心编：《中国人口资料手册》，中国人口情报资料中心内部发行本，1983。

[13]李仕安先生告诉笔者，当时他们在估计“夷族”

人口数量时都有夸大的倾向，目的是为了得到重视。

[14]参见安成：《西南夷族不是中国土著吗》，载《新夷族》，第1卷，第1期，1936。

[15]参见岭光电：《以语音看汉夷关系》，载《西方日报》，1948-05-13，第4版。

[16]参见高玉柱：《动员夷苗民族与抗战前途》，载《西南导报》，第1卷，第4期，1938；曲木藏尧：《西南国防与猓夷民族》，载《方志月刊》，第7卷，第5期；曲木藏戈：《国难严重下之西南国防与夷族》，载《新夷族》，第1卷，第1期，1936；王奋飞：《复兴民族的途径》，载《新夷族》，第1卷，第1期，1936。

[17]参见岭光电：《忆往昔——求学时代》，见温春来、尔布什哈主编：《岭光电文集》（下册），238、247页。

[18]这是岭光电的儿子尔布什哈先生私下同我聊天时提到的。

[19]参见曲木藏尧：《西南夷族考察记》之《猓夷民族》；高玉柱：《夷苗民族概况》，载《新夷族》，第1卷，第2期，1937；《川康边区夷族观光团敬告国人书》，中国国民党党史馆档案，馆藏号：一般5795.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