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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论（第1页）

余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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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书名卖了一个大噱头，内容却缺斤少两。

我讲述的只是西南的一种经验，即一部分有着深厚“国家传统”

的人群的经验，而非整体的西南经验。

我想强调，西南地区的崇山峻岭，阻挡不住“国家传统”

的存在与延续，当波澜壮阔的近现代民族国家建构浪潮冲击到这一区域时，当地人群的反应，必须置于他们的历史传统中去理解。

我一定会面临着如下质问：你讲的那些人、那些事以及那些理，都是“夷族”

精英的，你怎么可以忽略一般“夷人”

百姓呢？精英与民众之间的关联何在？

上述问题的有效性毋庸置疑，但我不得不面对的困境是：何处可以聆听“夷人”

下层的声音？他们被书写却不会自我书写，他们是历史上失语的一群人，我也无法穿越历史的时空去进行田野调查。

对资料所不能涵盖的范围，我保持沉默。

我只能在旁观者的书写中进行揣测。

精英的群体意识，无疑与下层民众存在巨大差异。

在本书所描述的那个年代，在政府未能真正控制的西南边地，许多非汉人群可能并没有清晰的国家意识。

多年前，我读过一篇文章（惜已忘记篇名），作者是一位在内地求学的彝人青年，他回乡与舅舅游玩，在一条河边，舅舅对他说：“幺儿，江那面被一位叫蒋介石的人所统治着。”

他觉得奇怪：“舅舅，我们也是被蒋介石所统治的啊。”

这段叙述，让我想到仕安先生讲述的一件趣事：政府组织工作队到甘洛放电影，顺便插播政治广告。

当蒋介石出现在银幕上时，观众纷纷议论：“哎哟，把他捉来当娃子，要卖好多钱哦。”

大家认为蒋长得不错，比较值钱。

民众与精英也不能截然分开。

传统时期，通过在婚嫁活动等盛大仪式中的传唱宣讲，布摩与慕史将自己所掌握的许多知识传递给了一般百姓。

民国时期，“夷人”

精英们则不断地对下层民众进行启蒙。

岭光电的办学，使得200多位普通百姓接受了包括民族与国家意识在内的现代教育。

而杨砥中在云南昭通的办学，规模上更为可观。

当时各级政府在边地的教育系统中也注意招收非汉学生，并办有许多学校与培训班，对普通非汉人群进行国情与乡情教育。

例如，宁属屯垦委员会兴办的边民训练所，其总的原则就是讲民族团结，拥护蒋介石，拥护刘文辉。

[1]教育的效果因时、因地、因人而异，不一定很理想，但变化多少在发生。

1939年，大公报记者徐盈深入孙子汶所办的乌龟堂小学采访，深深体会到了“夷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