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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语言中的绝望与希望（第2页）

他对在绝望中求生路的鼠群感同身受，因动物的求生意志深受震撼。

这消弭了人与动物、加害者与受害者之间的界限。

日耳曼学学者里德尔（WolfgangRiedel）将钱多斯对老鼠的感同身受视作对叔本华一体化哲学——自然囊括所有生灵——的演绎，认为钱多斯由此达成对生命之爱的体验，指出故事的伦理蕴涵，即钱多斯因下令毒死老鼠而忏悔。

[3]其实作品并不关涉道德主题，钱多斯的想象画面中没有出现对自己行为的反思或罪责感。

他在信中讲述的另一则故事，即卡苏斯因金鱼死亡而流泪，同样超越伦理层面，他在阐释中力图剥去故事的道德外衣，强调其审美内涵。

关于人与动物感知合一的另一个显著例子可见于霍夫曼斯塔尔的短篇小说《关于诗歌的谈话》（DasGespr?chüberGedichte，1903）。

作品里的虚构谈话讲述了一则关于祭祀起源的故事。

人因惹怒上帝意欲自尽，在迷狂状态中用刀割向他的牲口的喉咙。

杀戮过程意味着动物替人而死，而这一替代的前提条件是人感知自己与动物的合而为一：“他必须在一瞬间死于动物之中，只有这样，动物才可能替他而死。”

（E81）杀戮者与被杀戮者的界限在此被弥合，这则故事所关涉的也并非道德范畴，而是美学框架下的感知顿悟。

老鼠故事之所以震撼钱多斯，不在于动物的死亡恐惧本身，而是由此引发的壮观悲剧。

生命的弥留之际并不等同于生命意志的衰竭；恰恰相反，生命意志在生死关头达到绝对值，临死者竭尽全力抗争，按叔本华所言：“生命遭到威胁者的全部身心迅速转变为对死亡最绝望的抵制反抗。”

[4]抗争注定以失败告终，其负面结果奠定这场搏斗的悲剧性。

在钱多斯的想象中，老鼠的拼搏类同于被毁城市阿尔巴隆加居民的反抗，具有史诗般的波澜壮阔。

他由此体验到面临死亡之际的生命冲动，“最丰盈、最崇高的此时此刻”

（E89）。

这符合康德关于崇高的论述：“它经历着一个瞬间的生命力的阻滞，而立刻继之以生命力的因而更加强烈的喷射，崇高的感觉产生了。

它的感动不是游戏，而好像是想象力活动中的严肃。”

[5]崇高感不仅意味着被吸引，还包括反感，蕴含着不愉快。

可是，审美判断力可以融合性地消解崇高中的不可预料因素，将之导入自我反省的世界秩序。

感性经验将崇高视为与目的相左，判断力则发现新的合乎目的性，这就产生愉快。

康德指的虽是人关于自然的印象，这却也适用于钱多斯所体会的崇高感，即所有生物在面临死亡威胁时，其生命意志所展现的一场惊心动魄的戏剧。

由此可见，老鼠故事所昭示的并非世纪之交的人类学转折，而是审美范式的转换：“在此被算作‘美好时刻’的是一次可怕经历。

这再次证实，经历所引发的幸福感与可能引发快感的‘美’的事物没有关联。”

[6]老鼠通常是令人厌恶的现象，鼠群的垂死挣扎更是如此，不能成其为美景美文，在此却被抬升为崇高现象。

这样的美学逆转还与钱多斯“化腐朽为神奇”

的审美体验相呼应：

在这种时刻对我来说，任何区区细物，如一条狗，一只老鼠，一个甲虫，一棵枯萎的苹果树，一条蜿蜒山丘之间的鸡公车路，一块铺满苔藓的石头，都强似与我共度良宵的忠贞不渝的绝色爱侣。

这些一声不吭的，有时一动不动的造物那么充实，带着此时此刻的爱，赫然呈现在面前，我幸福的目光无暇光顾周围的毫无生机之处了。

（E91）

钱多斯由此经历到与万物融为一体的美好时刻，在其中看到伟大的启示，与此同时，身体与精神、自我与世界的分裂被扬弃。

值得注意的是，启悟（Epiphanie）不由高妙非凡的精美艺术品引发，而由寻常物件触动。

粗糙凡尘里神性尽显，这也是世纪之交文人与自然、底层社会长期分裂所致，表达出作者返璞归真的渴望：“危机意识中的现代人也许只有凭借‘静物’中的‘语言’，‘观看’中之‘启迪’，才能艰难地尝试走出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