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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作为恐惧迷宫的世界（第9页）

在作痛的身体不能动弹的情况下，商人之子努力通过观看来认知外部世界：“他吃力地转动疼痛着的眼窝里的眼珠，将目光转向墙壁，看见床边的一块木板上放着三块大面包，就是士兵们刚才扛过院子的那种。”

（E62）由于眼窝遭到损伤，观看伴随着身体疼痛。

不仅视觉感知本身离不开感知器官的疼痛，而且，感知对象使得习惯于观看美的眼睛感到“痛苦”

。

挂在床头的三块面包太过寻常，缺乏美感和新奇之处：商人之子之前经过兵营院子时，已看见士兵们“用这种麻袋驮着面包，仿佛里面承载着他们身体的忧伤。”

（E60）面包在此不是被感知为日常食物，而是被诗意化为氛围的标志。

院子场景里的面包没有数目和形状，藏匿于麻袋中，仿佛没有物质性，而在受伤者躺着的房间里，面包**裸地以复数形式凸现于眼前，这是“事物以残酷的方式被积聚到一起的物体性，人与死亡之间的距离越是缩小，这一物体性就越发具有攻击性。”

[30]

身体痛苦对商人之子意味着死亡的信息，引发他的恐惧：

有一阵，他只顾得上想着疼痛和令人窒息的死亡恐惧感。

与之相比，身体的疼痛反倒是缓解。

[…]接着，他像孩子一样抽泣着，不是因为全身的疼痛，而是由于内心的痛苦，牙齿咯咯打战。

（E62）

身体痛苦既是死亡的报警器，又给垂死者带来安慰。

这看似矛盾，却可以解释为，痛苦毕竟是生命的迹象，可以证实身体的感知能力，这恰恰是活着的身体与尸体之间的重要区别。

或言之，疼痛虽对身体发起攻击，指向其局限性，却毕竟属于建构身体意识的核心范畴。

这样造成的逻辑结果是：死亡恐惧越是强烈，临死者就愈发需要尚且活着的证明——疼痛。

如此一来，疼痛感知本身反倒丧失痛苦感。

就此可以引用叔本华关于死亡与痛苦关系的论述：

我们对死亡所感到的畏惧绝对不是痛苦：这一部分因为痛苦显然位于死亡这边；一部分因为我们常常为躲避痛苦而逃向死亡，同样因为我们也有相反做法，有时承受最惨烈的痛苦只是为了暂且逃离死亡，尽管死亡来得又快又容易。

我们将痛苦和死亡视作两种截然不同的恶劣现象：我们对死亡所感到的畏惧其实是个体的毁灭，死亡毫不遮掩地宣告为这一毁灭，由于个体是单一客观化的生命意志本身，他整个人抗拒死亡。

[31]

由于所期望与所遭遇的状态悬殊，商人之子远远没有实现他所梦幻的死亡景象，而是被死亡现实席卷，他在哭泣中返回婴儿的无助状态。

这说明，他所遭遇的痛苦超出他内心承受和融合苦难的可能性，他所处的困境击垮了他的自救潜能，摧毁了积极的心理反应机制。

他拒绝反思自己的过错，把陷入厄运的责任推诿于仆人：

他攥紧拳头，诅咒着他的仆人，是他们把他推向了死亡[…]。

他回视生活，十分苦楚地否认他曾珍爱的一切。

他憎恨自己的早殇，这强烈的憎恨使他连自己的生活也一同仇恨，因为是生活把他带到了这步田地。

（E62f）

商人之子通过语言暴力（诅咒）来实现象征意义上的报复。

这一攻击行为以毁灭敌人为目的，伴随着仇恨——这一负面情感显然是他在绝望局面中的心理发泄。

[32]仇恨对象包含他的整个生命，如此的全盘否定排除与生命和解的任何可能性。

由此可见，商人之子仍不能摆脱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模式，不能理解和接受命运，而是在对仆人甚至生命的指控中陷入愤世的虚无主义，依照文化学者菲舍尔-霍姆贝格尔（EstherFisberger）的定义，这种面对痛苦的态度是非融合性的：“非融合性的体验[…]把损害视作无意义的变相形态。

它将痛苦的事件孤立化为原本不该发生的非事件事故（Un-Fall）。”

[33]与面对痛苦的非融合性态度相伴随的是由愤怒、恐惧和憎恨组成的情感混合体。

在小说第一部分，商人之子避免与他人（包括仆人）的交流；在第二部分，当他被迫与他人（包括动物）沟通时，无论是语言还是行动都进退失据，这导致沟通的努力归于徒劳。

他虽专门前往波斯使者家，却不耐烦与其随从交谈；他虽走进第二间温室，却没有对小女孩说话；当他被关在温室里想呼救时，却害怕听到自己的声音；士兵们对他大声说话时，他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

交流的匮乏致使他不仅渐渐丧失表达愿望的可能，而且越来越缺乏理解他人的能力。

他在临死前想喊叫，“因为他始终还是独自呆着，却喊不出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