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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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爱情与痛苦（第2页）

公然将情书亮相并请第三位人物阅读，这违背情书的两方（恋爱双方）结构和保守秘密这一情书往来的不成文法则，破坏了其私密性。

他取出情书请死神阅读，不是为了证明曾经的深情，而是为了让死神读出其中的无情，看穿花言巧语后的情感空无。

也就是说，情书的能指（语言）链条指向所指（爱情）的缺席，展示的是言不副实，言语与情感的脱节，记录和保存的是“空空假象和言辞交换”

（GDⅠ291）。

在他的掷信行为中，信函的物质性与其表意和语义的虚空形成鲜明对照。

克劳迪奥将情书用作“言之凿凿”

的证据，以证实自己尚未活过，以便向死神求生，这就将情书工具化为谈判手段。

信函目的论不仅是克劳迪奥面对死神时的即兴反应，而且符合他之前在爱情关系中所实践的感情欺骗。

他在信函中调动书面形式的爱情符码，以便伪装感情，实现对恋人读者的蒙蔽术。

这暴露出情书书写的特殊模式，即情感的空虚可以与辞藻的空洞相配合，写信者的无感情可以隐匿于书写形式这一外壳中。

对爱情符码不动感情的占有意味着，恋爱者对心灵之语没有垄断权，这一语言可以被篡夺和操纵、操演与伪装：“正因为信函一般被视为主体的自我展现，它才为弄虚作假、谎言、杜撰打开方便之门。”

[2]

情书可以表达和印证爱情，却也能以谎言为原则。

在后一种情况下，它为巧言辞令提供发挥场所。

语言一旦被滥用，只有空洞的符号飞扬；信札不是发自于心，而是遵循勾引修辞学的煽情技巧。

在情书书写过程中，真实性幻影的构建需要与此语境相配的词汇和句法，依赖于重复与摘抄陈词滥调。

情书书写的做戏是感情游戏的重要组成部分：“喜剧演员逐渐成为心灵之语的展示者。

[…]没有真实性这一幻影，欺骗全盘皆输。”

[3]

情书中所暴露的感情空洞是克劳迪奥情感危机的典型征兆。

他的情感仅由短暂刺激引发，爱情不过是他人情感的回应场和反声墙。

如此的感情寄生性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他的情书只是对恋人肺腑之言的模仿性应答；他俩的爱情关系从一开始就由推理引发，即克劳迪奥好友对女孩的爱。

克劳迪奥夺走朋友所爱，这印证了法国文化学家罗兰·巴特（RolandBarthes）的论述：“之所以渴望所爱之人，是因为一位或多位其他人向主体表明，这人是值得渴望的。

[…]爱的欲求通过推论被点燃”

[4]。

由于克劳迪奥把恋人视为玩偶，他俩之间不可能建立平等的伴侣关系。

而且，克劳迪奥的自我中心主义和唯美生活方式妨碍他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看似写给对方的情书其实围绕着他自己打转。

情书表面上采用对话形式，写信者克劳迪奥其实是在自写自话。

虚假爱情和无情情书的自指性还表现在信函最终重返写信者身边。

与此相反，《卢琴朵》中标题女主人公的情书从始至终以对话为目的。

卢琴朵的第一封信启动爱情关系，促使收信者发出应答。

与克劳迪奥喧哗而空洞的情书形成强烈对照的是，《卢琴朵》中的情书全是真情表白。

十三四岁的少女卢琴朵所写的首封情书源于她心灵受触动后的情感爆发。